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Practical Journal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Electronic Version)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 主办单位： 人民卫生出版社
- 影响因子： 0.50
- 审稿时间： 1个月内
- 国际刊号： 2095-5332
- 国内刊号： 11-9334/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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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的肾内动脉阻力指数
虽然大多数移植中心评估移植肾脏功能状态时都常规监测肾内动脉阻力指数，但其确切价值尚未明了。来自比利时的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选取了321例异体肾移植受者，测量其基线阻力指数，于术后3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行移植肾活检并同时测量肾内动脉阻力指数，如患者出现移植肾功能不全则同时接受移植肾活检即阻力指数测定。全部患者肾移植术后至少随访4.5年，总计获得1124次移植肾动脉阻力指数测量数据。结果发现：阻力指数≥0.8的受者在肾移植术后3个月〔风险比（HR）5.20，95%可信区间（95%CI）2.14～12.64，P＜0.001〕、12个月（HR 3.46，95%CI 1.39～8.56，P＝0.007）和24个月（HR 4.12，95%CI 1.26～13.45，P＝0.02）不同时点的死亡率均高于阻力指数＜0.8的受者。阻力指数≥0.8的受者在肾移植术后3个月（HR 1.95，95%CI 0.39～9.82，P＝0.42）、12个月（HR 0.44，95%CI 0.05～3.72， P＝0.45）和24个月（HR 1.34，95%CI 0.20～8.82，P＝0.76）需要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比例与阻力指数＜0.8的受者无明显差异。在上述3个规定时间点，患者的阻力指数与移植肾的组织学特征无相关性。受者高龄是高阻力指数的危险因素（P＜0.001）。因移植肾功能不全接受移植肾活检的患者中，发生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0.87±0.12比0.78±0.14，P＝0.05）和急性肾小管坏死（0.86±0.09比0.78±0.14，P＝0.007）的受者肾内动脉阻力指数高于活检结果正常组。结论：肾移植术后指定时点常规测定肾移植肾内动脉阻力指数可以反映受者状态而非移植肾状态。（本文临床试验注册号ClinicalTrials.gov number，NCT0187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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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小球滤过率公式用于评估肝硬化肝肾联合移植患者的有效性验证
肝肾联合移植（simultaneous liver and kidney transplantation，SLKT）是治疗终末期肝病合并肾衰竭患者的有效方法，但应采用严格的标准以避免不必要的肾脏移植。近的会议共识已推荐采用肾脏病膳食改良试验（modified diet in renal disease，MDRD）六变量公式评估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本文比较了肝移植术前等待患者通过公式计算所得GFR与实测GFR的差异，力图阐明该公式的准确性及对SLKT筛选标准的指导意义。研究者选取了300例接受肝移植术前评估且病情相对稳定的肝硬化患者，以碘海醇清除率测得GFR（mGFR），并与四变量MDRD公式、六变量MDRD公式和慢性肾病流行病学合作组（CKD-EPI）公式计算所得GFR相比较。结果发现六变量MDRD公式是预测为准确的。在290例mGFR＞30 ml/（min·1.73 m2）的患者中，共15例（7%）患者通过六变量MDRD公式计算所得GFR（eGFR）≤40 ml/（min·1.73 m2）（定义为“不一致的患者”），其中2例终接受了SLKT，其余13例仅接受了肝移植术。8例仅接受肝移植且术后存活超过1年的患者无一例出现肾功能不全。多因素分析发现，“不一致的患者”多为高龄（P＝0.03）和低钠血症（P＝0.02）。结论：对于实际GFR＜30 ml/（min·1.73 m2）的肝硬化患者，六变量MDRD估算公式优于其他公式。但对实际GFR＞30 ml/（min·1.73 m2）的患者，六变量MDRD公式可能会低估肾脏功能，如采用美国SLKT推荐标准可导致不必要的肾脏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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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急性肾损伤患者的肾脏生物学标志物与鉴别诊断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在肝硬化患者中较为常见，并伴有较高的死亡率。肝硬化背景下，AKI常见的病因包括肾前性氮质血症（pre-renal azotemia，PRA）、急性肾小管坏死（acute tubular necrosis ，ATN）和肝肾综合征（hepatorenal syndrome，HRS）。不同病因AKI的治疗方法具有明显差异，因此准确鉴别病因尤为重要且极具挑战性。肾损伤的尿液生物学标志物可以区分AKI属于结构性还是功能性，有助于迅速准确地做出诊断。本研究在肝硬化AKI患者中开展了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评价多个生物学标志物对临床确诊AKI的鉴别诊断价值。36例患者肌酐在48小时内降至基线的25%以内，诊断为PRA。盲法回顾性确诊74例患者为进展性AKI，其中39例（51.3%）诊断为ATN，19例（25.0%）为PRA，16例（21.0%）为HRS。不同病因组患者的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白细胞介素-18（IL-18）、肾损伤分子-1（kidney injury molecule-1，KIM-1）、肝型脂肪酸结合蛋白（liver-type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L-FABP）和白蛋白平均值不同，在确诊为ATN的患者中显著升高。HRS组患者钠排泄分数（fractional excretion of sodium， FENa）低，为0.10%，而PRA组患者FENa（0.27%）与ATN组患者（0.31%）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4）。超过优诊断临界值的生物学标志物越多，则该患者被诊断为ATN的可能性越大。结论：ATN所致AKI的肝硬化患者尿液中的肾损伤生物学标志物升高；将生物学标志物应用于临床能更准确地区分AKI患者是否具有结构性损伤并指导治疗；HRS特异性生物学标志物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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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释他克莫司、他克莫司、环孢素分别联合吗替麦考酚酯3种治疗方案在首次肾移植患者中比较的Ⅲ期临床试验远期随访结果
研究背景：本文是来自巴西的一项开放性的Ⅲ期临床比较试验，638例首次接受肾移植的患者随机分配入以下3种治疗方案组：缓释他克莫司（Astagraf XL）每日1次，他克莫司（Prograf）每日2次或环孢素（CsA）每日2次。所有患者均接受巴利昔单抗诱导、吗替麦考酚酯及肾上腺皮质激素联合治疗。患者随访4年，追踪治疗安全性及有效性数据。方法：评估患者及移植肾脏存活率，跟踪药物治疗方案变更，检测肾功能及移植后新发糖尿病等实验室指标，监测合并用药及药物不良反应。结果：研究结束时共129例Astagraf XL、113例Prograf和79例CsA患者完成随访，3组患者人口结构和基线特征相似。Kaplan-Meier法计算患者及移植肾4年累计存活率分别为Astagraf XL组（93.2%和84.7%）、Prograf组（91.2%和82.7%）、CsA组（91.7%和83.9%）。每组患者都有超过半数出现过至少一次严重不良事件，Astagraf XL组为65.9%，Prograf组为69.8%，CsA组为65.6%。Astagraf XL和Prograf两组患者间肾功能无明显差异。每6个月检测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gbA1c），HgbA1c≥6.5%的4年累计发生率分别为Astagraf XL组（41.1%）、Prograf组（33.6%）、CsA组（21.3%），两种他克莫司制剂均明显高于CsA。结论：随访4年结果发现Astagraf XL和Prograf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相近，两组患者肾功能均优于CsA治疗组，但移植后新发糖尿病比例高于CsA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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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及胰肾联合移植患者短暂/持续BK病毒血症对远期预后的影响
来自美国的一项研究比较了短暂/持续BK病毒血症对肾移植术远期预后的影响。2007-2011年总计609例接受肾移植术的患者监测1～12个月，筛查是否出现BK病毒血症，其中130例患者（21.3%）在术后第一年发生了多瘤病毒BK病毒血症。发生病毒血症的患者依据感染病程（3个月以内或以上）和BK病毒载量（10000拷贝/ml以下或以上）分为短暂低病毒载量组（n＝42）、短暂高病毒载量组（n＝18）、持续低病毒载量组（n＝23）和持续高病毒载量组（n＝47）。所有患者随访3～66个月（中位随访时间36个月），比较BK多瘤病毒相关性肾病和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以及术后1年移植肾功能。结果发现：不同组间受者以及移植肾存活率无明显差异。持续高病毒载量组受者肾功能肌酐〔（17.5±6.0）mg/L〕和短暂高病毒载量组肌酐〔（18.5±7.0）mg/L〕明显低于无病毒血症对照组〔（14.7±4.0）mg/L，均P＝0.01〕。BK多瘤病毒相关性肾病仅发生在持续高病毒载量组受者中（1.3%，P＜0.001）。短暂高病毒载量组受者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为50%、持续高病毒载量组为34%，两组均明显高于无病毒血症对照组（21.5%）、短暂低病毒载量组（19.0%）、持续低病毒载量组（17.3%）。结论：无论是短暂的还是持续的低载量BK病毒血症都与肾移植术远期预后无关。持续高载量病毒血症是BK多瘤病毒相关性肾病高发风险因素，可导致移植肾功能不全。尽管短暂的高载量病毒血症与BK多瘤病毒相关性肾病的发生无相关性，但可导致移植肾功能恶化。因此肾移植术后监测BK病毒血症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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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儿童肾移植25年间的变迁
来自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作者回顾性分析了1987至2012年间美国17446例儿童（18岁以内）肾移植，其中8501例（48.7%）为活体肾移植、8945例（51.3%）为尸体供肾移植，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比较了不同手术时期的受者和移植肾的存活率，并进行了不同供受体特征的亚组间比较。结果发现：2002-2012年间接受手术的受者及移植肾10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90.5%和60.2%，而1987-2001年间手术者分别为77.6%和46.8%。2011年手术患者移植肾原发无功能和功能延迟恢复的发生率分别为3.3%和5.3%，而1987年手术患者中相应的发生率分别高达15.4%和19.7%。以受体、供体以及移植手术特征进行校正后，25年间移植肾失功发生率每年下降5%、受者病死率每年下降5%、移植肾原发无功能发生率每年下降10%、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的发生率每年下降5%。青少年（13～17岁）、女性、移植术前接受血液透析治疗以及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症患者的移植物存活率提高较其他亚组小，而群体反应性抗体（PRA）高峰值组（81%～100%）受者存活率逐年提高更为明显。术后第一年受者和移植肾存活率的提高为显著。结论：25年间美国儿童肾移植的效果显著提高，不同受体特征的亚组均有所提高，其中高致敏组患者尤为明显。术后第一年是移植肾和受者存活率提高为明显的时间段，提示需继续努力提高远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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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患者新发DSA的预测因素及预防措施
肾移植术后新发供体特异性抗HLA抗体（dnDSA）可导致移植肾功能不良，但如何预防其产生尚未明了。来自日本东京的一项研究回顾性分析了562例活体肾移植受者术后5年内dnDSA的发生率，研究dnDSA发生的预测因素及预防措施。所有患者术前均经过单抗原微珠法（SABA）检测证实为非HLA致敏，但其ABO血型相容性各不相同。48%患者术前接受了利妥昔单抗治疗，其中主要是ABO血型不合的肾移植受者。回顾分析患者肾移植术后资料，结果发现562例受者中27例（5%）出现dnDSA。出现dnDSA的受者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为41%，明显高于无dnDSA受者（6%，P＜0.001）。dnDSA阳性受者肾功能和移植肾存活率均低于无dnDSA组。多因素分析发现，男性受者〔优势比（OR）6.57，P＝0.012〕和HLA-DR错配位点多（OR 2.41，P＝0.008）的受者出现dnDSA的风险高，而接受利妥昔单抗诱导治疗（OR 0.33， P＝0.040）的受者出现dnDSA的风险低。结论：利妥昔单抗诱导治疗可作为非HLA致敏的低免疫风险肾移植受者预防dnDSA的标准免疫抑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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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D-EPI肌酐-胱抑素C公式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在肝硬化患者肾功能评估中的应用
应用传统的基于肌酐的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公式对肝硬化患者的GFR评估并不准确。慢性肾病流行病学合作组（CKD-EPI）于2012年推出了采用血肌酐和胱抑素C水平预测非肝硬化患者GFR的公式，该公式优于先前的基于肌酐或基于胱抑素C的GFR公式。为了评估CKD-EPI肌酐-胱抑素C公式在肝硬化患者中应用的效能，本研究选取72例肝硬化患者，将该公式结果与非放射标记碘酞酸盐血浆清除法测得的GFR（mGFR）进行比较。比较新的CKD-EPI肌酐-胱抑素C公式与既往的24小时尿肌酐清除率（CrCl）、Cockcroft-Gault公式（CG）以及基于肌酐和（或）基于胱抑素C的GFR估算公式的偏倚、精确度和准确性。CKD-EPI肌酐-胱抑素C公式的准确性〔以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d error，RMSE）量化，分别计算mGFR和估算GFR（eGFR）、mGFR和CrCl、mGFR和CG公式间的差异，RMSE＝23.56〕明显优于CrCl（RMSE＝37.69，P＝0.001）、CG（RMSE＝36.12，P＝0.002）和基于胱抑素C的GFR估算公式。以误差是否超过mGFR的30%量化准确性，eGFR优于CrCl（P＝0.024）、CG（P＝0.0001）、4-变量MDRD 公式（P＝0.027）和2009年CKD-EPI肌酐公式（P＝0.012）。但17例患者（23.61%）采用CKD-EPI肌酐-胱抑素C公式估算的GFR与mGFR相差超过30%。结论：肝硬化患者应用CKD-EPI肌酐-胱抑素C公式（2012）估算GFR优于此前临床常用的传统公式，但其诊断的效能明显劣于对非肝硬化者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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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晚发巨细胞病毒感染/巨细胞病毒病的危险因素
目前研究认为巨细胞病毒（CMV）血清学检查供体阳性/受体阴性（D+/R-）是晚发CMV感染/CMV病（即停止预防性抗病毒治疗后发生的CMV感染/CMV病）唯一被证实的危险因素。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一项研究旨在发现是否还有其他危险因素与肾移植术后晚发CMV感染/CMV病相关。该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03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单中心641例肾移植病例，以Kaplan-Meier法计算晚发CMV感染/CMV病的累积发生率，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筛查出现晚发CMV感染/CMV病的危险因素。结果发现：肾移植术后6个月停止CMV预防治疗后D+/R-组受者CMV感染/CMV病的累积发生率为26.2%，D+/R+组为7.4%，D-/R+组为3.1%；而术后1年3组受者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0.0%、7.7%和3.7%。血清学D+/R-〔相对于R+者，风险比（HR）4.04，95%可信区间（95%CI）2.39～6.83〕和CMV预防治疗停药时患者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低于45 ml/min（相对于≥60 ml/min者，HR 2.03，95%CI 1.07～3.88）是晚发CMV感染/CMV病的危险因素。结论：预防CMV治疗结束时低eGFR的肾移植受者发生晚发CMV感染/CMV病的风险较高，应强化该类患者的CMV病毒载量监测，特别是在CMV预防治疗停止后的1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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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预告
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抗癌协会主办的“2014年国际肝胆胰外科高峰论坛”于2014年6月6日-8日在浙江杭州召开，本次大会邀请美国以及中国香港和内地多位知名专家进行专题演讲。大会将为全国的外科同道搭建一个与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平台，共同探讨肝胆胰外科疾病以及肝移植的诊治经验。会议内容涵盖肝胆胰外科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领域，包括肝胆胰常见疾病如肝癌、胰腺癌、高位胆管癌、转移性肝肿瘤、重症胰腺炎、胰腺囊性疾病以及肝移植、肝胆胰疾病微创治疗、多学科诊治等相关主题。会务邮箱：zrgdyh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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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例器官捐献者家属的心理变化和护理干预
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发展迅速，但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遇到了器官来源不足的情况，器官短缺已经成为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瓶颈。原国家卫生部于2010年3月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我国19个省份陆续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截至2013年8月，全国共实现1006例器官捐献，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占移植器官来源总量的比例，已由原来的几乎为零提高到目前的23%左右，中国器官移植向公益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本院于2010年9月至2013年8月期间成功完成24例无偿器官捐献手术，所有器官捐献者的家属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变化，针对家属出现的心理变化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使家属情绪稳定，能积极面对逝者、家庭和社会。现将护理体会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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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肾移植术后并发尿漏的原因分析及护理
肾移植术后并发尿漏的发生率在国外为3%～10%［1］，可发生在肾脏至膀胱的任何部位，是一种严重的术后并发症，尿漏可导致移植肾失功，甚至患者死亡。尿漏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护理也比较困难，因此对其原因和护理进行分析总结，对提高肾移植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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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的护理
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 DGF）是指肾移植术后第1周内需要血液透析，或虽然未恢复血液透析，但术后第7天血清肌酐（SCr）大于400μmol//L［1］。尽管这一概念近年来仍存在争议，但人们已经认识到DGF是肾移植术后一种严重的并发症，发生率在20％左右，能增加急性排斥的发生率，影响人/肾存活时间，延长住院时间等，严重影响移植效果［2］。其主要原因是急性肾小管坏死（ATN）、急性排斥反应（acute rejection，AR）、环孢素A（CsA）肾中毒等。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290例同种异体肾移植中47例发生DGF，现将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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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留置导尿患者诱发泌尿系统感染的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
留置尿管是临床护理基本操作之一，也是对临床科室危重患者进行诊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如果操作及护理不当，极易引起尿路感染等异常情况。留置尿管伴随性尿路感染（UTIC）是常见、严重的并发症，在西方国家占据各部位医院感染之首位，占30％～50％，在我国占医院感染的20.8％～31.7％，仅次于呼吸道感染［1］，其中又有80％的院内泌尿感染与导尿有关，尿路感染如治疗不当可引起严重并发症如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等。然而肾移植术后，如何降低医院感染，预防留置尿管患者尿路感染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操作和护理，同时对留置尿管患者诱发尿路感染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找出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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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腹膜透析患者的护理
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是慢性肾功能衰竭肾脏替代治疗的有效方法之一［1］，持续不卧床腹膜透析（CAPD）是目前常用的PD方法，多数患者是在家中自行操作。其优点是：透析效率高、设备简单、操作安全、有效、易掌握，不影响工作，保持残存肾功能接近生理状态等，近年来已被患者广泛应用。但由于患者长期进行PD，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以及身心病痛并发症的影响，多数患者失去治疗的信心，产生焦虑、情绪抑郁，遵守医嘱行为差，影响了透析质量和生活质量［2-3］。如何做好PD患者的居家护理，提高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是医护人员考虑的重要问题。为此我们对居家PD患者进行规范化管理，给予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从心理、营养、居家环境、操作技巧、并发症的预防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进而提高了患者自我护理意识，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延长了患者的生命，提高了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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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例老年肾移植患者疗效评价
目的：总结老年肾移植患者的临床治疗经验，并对其疗效进行评价。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1998年9月至2010年6月间60岁以上的肾移植患者46例，1998年至2005年，患者采用泼尼松（Pre）、环孢素A（CsA）及吗替麦考酚酯（MMF）三联免疫抑制剂治疗（20例）；2005年至2010年，患者采用甲泼尼龙（MP），他克莫司（FK506）及MMF三联免疫抑制剂治疗（26例）。结果46例老年肾移植患者中，术后发生并发症12例（26.1%），4例肺部感染，4例尿路感染，上呼吸道感染3例，疱疹病毒感染1例；急性排斥反应（AR）9例（19.6%），3例（6.5%）死于心力衰竭。其余43例人肾均成活。随访期间3例发生慢性移植肾病，其中2例曾发生AR。结论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可安全成功的接受肾移植；感染及心血管并发症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受者适应证及免疫抑制剂的合理应用是提高长期存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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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老年男性肾移植患者术后夜尿情况分析
目的：调查成功肾移植术后非老年男性受者的夜尿情况及生活质量，并探讨引起夜尿症的相关危险因素及原因。方法采用自我完成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肾移植手术前后主要临床记录特征、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表（IPSS）以及生活质量评分表。在本院举办肾友会时，现场发放调查问卷并指导填写。结果调查问卷共发出182份，回收120份，90份符合此次研究的条件。90例患者中，61例（67.8％）出现夜间排尿次数≥2次，76例（84.4％）对目前的生活质量表示满意。肾移植术前尿量、术前总透析时间、目前24小时液体摄入量、肾移植术后时间与夜尿次数均无统计学相关性（均P＞0.05）。结论夜尿症是成功肾移植术后非老年男性受者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次研究表明夜尿症可能是由多种危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此类症状并未对该类人群的生活质量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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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肺炎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诊治分析
目的：总结肾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CMV）肺炎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的临床治疗经验，探讨有效的治疗措施。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4年来肾移植术后发生CMV肺炎并发ARDS的患者21例，对其一般情况、治疗措施以及临床转归进行总结分析，给予患者积极的抗病毒治疗，适当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积极进行全身支持疗法，及时采用呼吸机辅助通气等综合治疗措施。结果21例患者中16例治疗有效，3例患者出现呼吸衰竭，经积极治疗无效死亡，2例属于自动出院后死亡。有效率为76.19%，治疗后外周血CMV抗原检测全部转为阴性。16例存活的患者中，12例在病程中出现尿量减少，血清肌酐（SCr）升高，随着感染的控制，肺功能恢复，SCr也逐渐恢复正常；另4例肾功能一直保持正常。结论 CMV肺炎合并ARDS应采取抗病毒、重建免疫功能、适时机械通气、支持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措施，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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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对肾移植术后患者的影响
目的：研究肾移植术后就业与非就业对移植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和领悟社会支持的对比，进一步探讨系统化的健康教育内容和方法。方法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生活质量量表简表（WHOQOL-BREF）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分别对125例就业和71例非就业的门诊肾移植术后随访患者进行开放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3份和71份，并进行统计相关分析和t检验。结果 WHOQOL-BREF调查结果显示：就业组在心理领域、环境领域和社会关系领域三个维度均优于非就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PSSS调查结果也显示，就业组与非就业组在获得家庭外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和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结论肾移植术后就业有助于患者利用社会支持，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移植中心应该建立、建全患者回访制度，强化患者自我管理，给予患者自立、自强的健康教育和延续护理，满足患者延续的生理、心理的健康需求，增强心理调适能力，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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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例后腹腔镜活体供肾切取手术配合体会
目的：探讨利用后腹腔镜技术行活体肾切取术的手术配合方法。方法对50例亲属供肾者应用后腹腔镜技术进行活体切取，再用常规方法将供者肾脏移植给受者，详细记录手术配合的过程。结果50例后腹腔镜活体供肾切取手术顺利完成，供者术后手术切口小，恢复快，无手术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间。结论手术室护士对腹腔镜设备器械操作的熟练程度，手术步骤的熟悉程度的了解，对手术的顺利进行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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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护患者健康，根据《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指将他人的具有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等器官移植给患者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技术。 -
肾脏移植技术管理规范
为规范肾脏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制定本规范。本规范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师开展肾脏移植的低要求。
本规范所称肾脏移植技术是指通过外科手术，将他人具有功能的肾脏移植给患者，以代替其病损肾脏的技术。 -
美国移植协会《实体器官移植感染疾病诊疗指南》2013年第3版介绍导言：实体器官移植后感染
近30年来，实体器官移植（SOT）已公认为肾脏、肝脏、心脏和肺脏等终末期疾病的治疗方法。肠道和胰腺移植应用较窄。虽然外科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但为了术后存活和更好的免疫耐受，移植领域仍在不断探索和试验新型免疫治疗。手术、术后并发症和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使受者易于发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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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判定辅助技术进展
脑死亡诊断主要依靠临床判定。对于临床判定困难者，需要辅助判定手段加以确认。脑死亡的辅助判定标准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但主要还是围绕脑电和脑血流的检测。目前在应用辅助技术确认脑死亡方面还存在许多争议，当一些学者质疑这些检测手段的价值时，另一些则认为检测的技术流程更加值得关注［1］。至今在世界各国的脑死亡确认试验中还没有任何一种检测技术，同时具备可靠性高、床旁可行、特异性高、敏感性高且不受药物影响等优点［2］。脑死亡确认还需要多种辅助判定技术联合，目前全世界各国尚未形成统一的脑死亡辅助确认标准［3］。当前应用较普遍的辅助判定技术有脑电图（EEG）、体感诱发电位（SEP）、经颅多普勒超声（TCD）、血管造影（DSA）和CT血管成像（CTA）等。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发布了《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技术规范（成人质控版）》，推荐应用3种辅助判定技术确认脑死亡，即正中神经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SLSEP）、EEG和TC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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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引导结合塞丁格技术行上臂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的护理现状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s，PICC导管）具有操作安全、维护方便、并发症少、减轻患者痛苦、留置时间长等优点，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应用血管超声结合改良塞丁格技术可有计划地选择导管型号、穿刺角度、穿刺部位，使静脉显像更直观、更清晰，操作者能在高清晰图像引导下正确分辨针头与血管位置并准确地将穿刺针送入血管腔，从而提高穿刺置管的成功率；借助血管超声仪，护士将上臂的贵要静脉作为穿刺首选，其优越性在于：其管腔自下而上逐渐变粗，静脉瓣较少，避开了中间分支静脉和贵要静脉的链接点，在置管体位下是导管顶端到位直、短的途径，而且这个位置接近心脏血流量更大，流速更快，可有效防止血栓的形成；在上臂留置PICC后增加了患者手臂的舒适度，手臂活动度更自由，同时有效减少了因手臂活动导管与血管摩擦而导致的机械性刺激，降低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生概率，更有效避免了关节活动对导管的牵拉和打折，降低了带管期间脱管的发生。所以血管超声（US）结合改良塞丁格技术（modified Seldinger technique， MST）行PICC置管已逐渐成为国外PICC穿刺的常规方法。近年来，该项新技术在国内的应用也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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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抑郁症的心理防御机制及护理干预进展
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是终末期肾脏病患者主要的肾脏替代治疗手段［1］，随着近年来血液透析设备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血液透析患者生存期明显延长，但随之而来的并发症和精神心理卫生问题也比较突出，透析并发症以及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使患者容易发生抑郁，对治疗和预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抑郁是以情绪低落为主要特征的一类心理疾病，核心症状包括心境或情绪低落、兴趣缺乏以及乐趣丧失，这是抑郁的关键症状。躯体症状群包括睡眠紊乱、食欲紊乱、性功能减退、精神丧失、周身不适、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等［2］。心理症状群包含心理学伴随症状如焦虑、自责自罪、认知症状以及自杀观念和行为，还包含精神运动性症状如精神运动性兴奋与精神运动性激越等。血液透析患者抑郁症发病率要高于其他慢性病导致的抑郁症，尤其高于普通人群，可明显影响患者的预后和生存率［3］。在普通人群中抑郁症的发生率为2%～4%，在慢性肾脏病患者中20%～30%有临床抑郁症状，这明显高于其他的慢性病，如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抑郁症的发生率为14%，急性心肌梗死后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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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断面处理方法
刘允怡，肝胆胰外科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卓敏外科讲座教授及和声书院院长。2002-2004年任国际肝胆胰协会主席及2009-2011年任亚太地区肝胆胰协会会长，并于2012年获选为香港医务委员会主席（2012-2015年）。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荣获澳大利亚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香港外科医学院荣誉院士。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肝移植中心和肝癌诊疗研究组。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以“肝段为本”的肝切除方法，即根据血液供应和胆管引流特征提出肝背扇区分为解剖亚区的概念，对肝癌和肝门胆管癌根治切除和劈裂性肝移植均有实际的临床指导意义。统一了国际上在肝脏解剖和肝切除手术的规范名称。率先应用90钇微粒为晚期肝癌治疗，显著提高了患者生存率。应用化疗、免疫联合治疗使不能切除的肝癌能以手术切除。很早开展活体肝移植手术，是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肝移植的创始人之一。获得吴阶平医学奖及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金章，并于2013年获银紫荆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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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肝脏手术
机器人手术系统大大改变微创手术的发展，是传统腹腔镜技术的延伸，它克服了传统腹腔镜手术的缺点。机器人手术系统使医师能够更容易地进行复杂的腹腔镜手术。
机器人手术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①医生控制台；②床旁机械臂塔（patient cart）；③视频系统（video cart）。 -
肾移植与群体反应性抗体
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 reactive antibody，PRA）是一种由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错配产生的免疫球蛋白G（IgG）类型、主要针对HLA的机体内体液免疫抗体。妊娠、反复输血和移植是造成机体内产生PRA的主要原因。大量研究表明：PRA与移植物存活和各种排斥反应（包括超急性排斥反应、加速血管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密切相关。术前筛查PRA可以科学评估肾移植患者的体液致敏状态，为致敏患者选配合适供者；术后监测PRA可及时了解移植肾的免疫状态，有利于防治排斥反应。因此针对PRA的研究在肾移植上具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本文旨在全面详细介绍当前肾移植PRA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