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理论与实践杂志
Journal of Surgery Concepts & Practice 외과리론여실천
- 主管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 主办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 影响因子： 0.54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1007-9610
- 国内刊号： 31-1758/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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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术后症状的混合方法研究
目的:应用混合方法研究食管癌病人术后常见症状及影响因素.方法:应用定性及定量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半结构式访谈调查20例食管癌术后病人的症状.以症状体验模型为理论框架形成调查表,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114例食管癌术后病人,调查症状的发生频率、强度以及对生活的困扰程度.结果:定量研究中,口干、咳痰、咳嗽等11个症状的发生率超过50％.频繁程度高发组症状前5位的是口干、乏力、咳嗽、消瘦、咳痰;症状重度组前5位的是口干、咳痰困难、咳嗽、乏力、咳痰;困扰严重组前5位的是口干、咳痰困难、咳嗽、咳痰、乏力.病理类型为小细胞癌的病人咳嗽发生率高.在声音嘶哑和失眠的严重程度以及声音嘶哑困扰度方面,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明显优于胸腔镜手术(P＜0.05).食管中段肿瘤有较高的咳嗽频繁程度和乏力频繁程度,咳痰的严重程度也较高(P＜0.05).定性研究得出多症状广泛存在和症状表达不全.结论:食管癌病人术后经历多种症状的困扰,精细手术可使部分症状严重程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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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UCSF标准”肝细胞癌肝移植术前经肝动脉化疗栓塞的疗效
目的:评估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在超“UCSF标准”肝细胞癌(HCC)肝移植术前治疗的安全性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1月至2013年3月在本院行肝移植治疗的83例超“UCSF标准”的成年HCC病人临床资料,根据术前是否采取TACE治疗分为TACE治疗组(63例)与对照组(20例).比较两组病人术后急性排异、胆道并发症和血管并发症发生率、无瘤生存率及总生存率.结果:TACE治疗组在肝移植术前平均进行了(2.0±1.3)次TACE疗程,末次治疗至肝移植的平均时间为(15.7+8.4)d.TACE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在肝移植术后急性排异、肝动脉栓塞和胆道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ACE治疗组无瘤生存率及总生存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分层分析表明,TACE治疗后获得完全反应或部分反应的HCC病人行肝移植1、3、5年无瘤生存率及总生存率明显高于TACE治疗后无反应组(P＜0.05).TACE治疗后肿瘤降期至“UCSF标准”的HCC病人行肝移植1、3、5年无瘤生存率及总生存率明显高于降期治疗后未达到“UCSF标准”的病人(P＜0.05).结论:肝移植术前TACE治疗可延长病人无瘤生存及总生存时间.肝移植术前TACE降期治疗安全,仅1例发生肝动脉栓塞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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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胆囊结石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目的:研究上海地区居民胆囊结石病(以下简称胆石病)的患病情况及其相关的危险因素.方法: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期间,对上海三个区部分20～79岁自然人群15 256人进行横断面调查.其中男8 617人,女6 639人.使用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生化分析等方法收集参加者相关临床数据.胆囊疾病采用空腹B超检查确诊.采用t检验和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与胆石病相关的危险因素.结果:①胆石病总体患病率为7.02％,女性(8.10％)略高于男性(6.19％)(P＜0.05).不论性别,胆石病的患病率随年龄递增(P＜0.05).②胆囊总体切除率为2.48％,女性(3.42％)是男性(1.75％)的约2倍(P＜0.05),也随年龄递增(P＜0.05).③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女性、高龄、脂肪肝、胆石病家族史、高血压、体质量指数增加为胆石病相关的危险因素.结论:本研究调查显示,当前上海地区人群总体胆石病患病率为7.02％,胆囊切除率为2.48％.性别、年龄、脂肪肝、胆石病家族史、高血压和体质量指数与胆石病发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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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各型内漏相关性分析(附272例报告)
目的:探讨腹主动脉瘤(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AAA)腔内修复术后发生内漏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5年10月272例AAA病人行腔内修复术的临床资料和术后3、6、12、24、36个月随访结果.分析腔内修复术后各型内漏发生率及其与临床特征、支架类型、动脉瘤颈结构的关系.结果:272例病人腔内修复术后内漏总发生率为15.8％(43/272),其中Ⅰ、Ⅱ、Ⅲ或Ⅳ型以及张力性内漏(V型)的发生率分别为7.4％(20/272)、6.3％(17/272)、1.5％(4/272)和0.7％(2/272).Ⅰ型内漏多在随访3个月时发现,而其他类型内漏在随访12个月或更晚发现.动脉瘤近端瘤颈短＜1.5 em)、重度扭曲(＞45°)、形状不规则或钙化程度高(＞25％)与Ⅰa型内漏发生显著相关(P＜0.05).持续通畅的肠系膜下动脉以及存在≥2根罪犯血管是Ⅱ型内漏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病情分级、吸烟以及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肺部疾病等对内漏发生率无影响.不同类型的人工血管支架对内漏发生有显著影响(P=-0.047).与其他类型支架相比,Endurant支架的内漏发生率低(10.7％).结论:制定腔内修复手术方案时,应充分评估AAA的特征和内漏风险,以期达到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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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院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根治术治疗进展期胃癌
目的:探讨基层医院行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治疗进展期胃癌的可行性,并与开腹手术作比较.方法:从我院2016年1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进展期胃癌病人中选取合适的研究对象,腹腔镜组与开腹组各40例,回顾性分析近期临床疗效.结果:腹腔镜组的手术时间、出血量以及术后排气恢复时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术后进食时间分别为(183.71±16.08) min、(64.02±10.69) mL、(3.08±0.61)d、(2.88±0.70)d、(3.10±0.71)d,与开腹组比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腹腔镜组术后的淋巴结清扫数和术后病理检查中肿瘤距远、近切缘的距离分别是(30.70±8.84)枚、(4.73±1.16) em、(7.10±1.14) cm,与开腹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开腹组切口感染和肺部感染的发生率高于腹腔镜组(P＜0.05),但两组吻合口出血、吻合口漏及胃动力障碍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腹腔镜辅助手术出血少、恢复快,具有与开腹手术相似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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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静脉栓塞术在二期精准肝切除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门静脉栓塞术在二期精准肝切除的应用.方法:分析7例在超声扫描及X线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引导下,经皮经肝穿刺门静脉栓塞术后,行二期精准肝切除术的肝癌病人临床资料.分成肝硬化组3例和无肝硬化组4例,分别检测门静脉栓塞术前和术后肝功能指标及肝体积变化,总结二期手术切除.结果:7例病人均成功实施经皮经肝穿刺门静脉栓塞术,其中6例病人达到肝脏体积代偿增大的预期效果,顺利完成二期精准肝切除术.1例结肠直肠癌肝转移病人在门静脉栓塞8周后,未栓塞肝脏代偿性增大体积未达到精准肝切除的条件,转外院顺利行拯救性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两组经皮经肝穿刺门静脉栓塞术后1d,肝功能指标较术前升高(P＜0.05),予护肝治疗3～7 d后降至术前水平.未发生严重并发症.结论:门静脉栓塞技术成功率高、安全可行.剩余肝脏代偿性增大明显,可显著提高二期精准肝切除手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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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k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接头蛋白Crk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胃癌临床病理因素及预后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368例胃癌病人肿瘤组织和配对癌旁组织Crk蛋白表达水平,分析其表达与临床病理因素及预后之间的关系.结果:与癌旁组织相比,胃癌组织中Crk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5).其表达水平与肿瘤大小(P＜0.05)、浸润深度(P＜0.05)、淋巴结转移(P＜0.05)、TNM分期(P＜0.05)密切相关.Crk蛋白表达水平越高,病人预后越差(P＜0.05).多因素分析表明.Crk蛋白是影响胃癌病人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Crk蛋白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可作为预测胃癌预后的分子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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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组织microRNA-21高表达增加淋巴结转移的荟萃分析
目的:分析不同肿瘤组织中microRNA-21(miR-21)的异常表达及其与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方法: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BM数据库,截至2017年10月.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肿瘤组织miR-21表达高、低两组淋巴结转移的OR、95％CI.同时,本研究也运用异质性检验、敏感性分析和出版偏移等统计学分析.结果:终纳入16篇文献共1 492例.miR-21表达水平较高组(OR=2.01,95％CI=1.36～2.97,P＜0.001)明显增加淋巴结转移.亚组分析结果表明,miR-21高表达组在消化系统肿瘤(OR=2.22,95％CI=1.49～3.30),膀胱和宫颈癌(OR=5.48,95％CI=1.84～16.30)中明显增加淋巴结转移风险,其中也发现病人样本数＜60例,OR=2.39,95％CI=1.44～3.98,P＜0.001;≥60例,OR=1.78,95％CI=1.04～3.05,P=-0.036.乳腺癌、喉和肺癌的miR-21表达,未发现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结论:本研究发现,肿瘤组织miR-21高表达组明显增加淋巴结转移的风险.亚组分析结果表明,miR-21在消化系统肿瘤以及膀胱和宫颈癌中,可作为淋巴结转移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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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保存及保存液的研究
器官移植是治疗各种器官终末期疾病的唯一有效治疗方案.随着器官移植医学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手术技术的进步及新型免疫抑制剂、器官保存方式的应用,器官移植病人的生存率得到显著提高.器官移植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移植等待病人数量不断增加,远远超过器官捐献的数量,器官供应严重不足,而高质量的供体是器官移植成功的先决条件和基本保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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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
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GVHD)是指供体来源的免疫细胞对受体组织器官造成损害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症状的总称,是肝移植病人术后致死率高的并发症.自1988年第1例病人被诊断为肝移植术后GVHD以来[1],全球已相继报道数百个临床病例.据统计,肝移植术后GVHD的发病率0.1％～2.0％,病死率65％～85％[2].但目前尚缺乏统一的诊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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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微环境与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现状
迄今为止,恶性肿瘤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过去研究重点往往在肿瘤细胞本身.1989年,Paget[1]提出“种子与土壤”学说.该学说一经提出便受到广泛关注,由此肿瘤微环境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肿瘤是一个具有自身稳态的完整组织[2].这使得肿瘤的治疗方案从单纯针对肿瘤本身逐渐转向同时干预肿瘤微环境.相关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也悄然开始.近年,肿瘤免疫治疗取得一定的成果,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某些晚期肿瘤病人治疗中有显著疗效[3].这被认为与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有着密切关系[4].本文阐述肿瘤微环境、相关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探讨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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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PD-1/PD-L1抗体在肿瘤治疗中的研究
PD-1及其配体PD-L1在维持外周免疫耐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肿瘤细胞可通过PD-1/PD-L1轴,逃避T细胞介导的肿瘤特异性免疫[1].众多临床试验表明,基于上述机制开发的抗PD-1/PD-L1抗体,是一种广谱、有效、作用持久且相对安全的抗肿瘤治疗方式[2].自2012年抗PD-1/PD-L1抗体首次临床试验结果发表以来,已研究160余种阻断PD-1通路的药物,50余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绝大部分为抗PD-1/PD-L1单克隆抗体.与抗PD-1/PD-L1药物有关的临床试验已超过1500项,包括1100多项联合治疗试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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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精准”治疗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
肝移植是由Starzl用来治疗不可切除的肝肿瘤而发展起来的.初10例肝移植受者中有8例肝脏恶性肿瘤,其中5例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1例胆管细胞癌,2例结肠癌肝转移.第10例生存时间长,于肝移植术后400 d死于肿瘤复发[1].随着肝移植技术的日渐成熟以及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肝移植治疗肝脏恶性肿瘤的适应证也得到进一步扩展.然而,由于早期缺乏“精准”选择病人的标准,各移植中心对肝移植治疗肝脏恶性肿瘤的热情迅速被术后过高的肿瘤复发率以及过低的生存率所浇灭.此外,考虑到器官分配的“公平”与“效用”,肝移植也更倾向于分配给良性终末期肝病病人.随着肝移植经验的不断积累、术后管理的加强以及新的肿瘤辅助治疗方法的出现,肝移植治疗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的适应证也在不断变化.面对发病率日益增长的肝肿瘤病人,如何“精准”选择适宜肝移植治疗的病人成为很多肝移植中心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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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治疗应重视——肿瘤溶解综合征
肿瘤溶解综合征(tumor lysis syndrome,TLS)是肿瘤治疗过程中紧急的并发症.由于肿瘤细胞的大量溶解破坏,细胞内代谢产物如核酸、蛋白质及电解质大量快速释放,超过机体代谢与排泄能力,导致代谢产物蓄积,引起高尿酸、高钾、高磷和低钙血症以及代谢性酸中毒等一系列代谢紊乱,进而产生严重的心律失常、急性肾功能衰竭而危及生命.TLS多发生在负荷过大、增殖迅速、对化疗高度敏感的肿瘤,常见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非霍奇金淋巴瘤等血液系统肿瘤,而在实体肿瘤中发病率较低[1].据统计,实体肿瘤发生的TLS仅占所有TLS病例的4％左右[2].实体肿瘤TLS发生率显著低于血液系统肿瘤,除实体肿瘤本身生物学特性外,临床医师缺乏对实体肿瘤发生TLS的警惕性,也是导致实体肿瘤TLS诊断及报道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高效化疗药物和靶向药物的研发和临床应用,包括肝癌在内的实体肿瘤TLS的发生率持续上升,应当引起临床医师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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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时代肝细胞癌破裂出血的诊治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被列为全球第5位常见癌症,以及癌症相关死亡的第3个常见原因.我国是HCC高发国家,每年新发病例占全世界50％以上.HCC破裂出血,作为HCC潜在致死性并发症,预后极差[1].21世纪的外科学发展进入精准医学时代.基于精准、微创、数字化、信息化、个体化及集成化的理念,是通过新的手术器械和设备、影像及三维重建技术、数字信息化技术乃至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和再生医学来实现.近年来,精准医学理念逐渐渗透临床实践,HCC破裂出血的诊治实践及理念也发生较大变化.本文拟基于精准、微创、修复、再生与个体化对该病的诊治进行论述,期望推动精准医学的理念在HCC破裂出血诊疗实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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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门静脉重建方案的肝移植围术期门静脉血栓处理策略
门静脉血栓(portal vein thrombosis,PVT)曾是肝移植的相对甚至绝对禁忌证.广泛或复杂的PVT往往需采取非生理性、非解剖性途径,重建移植肝的门静脉入肝血流,技术复杂、并发症发生多,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PVT的处理是目前肝移植手术技术的一大挑战.Hibi等[1]对174例PVT病人肝移植的分析显示,无论Yerdel分级[2]如何,只要能达到常规的端端重建,术后移植肝的功能恢复及长期预后无明显差异.因此,根据门静脉重建方式的PVT分类,对PVT病人肝移植的疗效和预后评估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本文围绕基于门静脉重建方式的PVT分类,结合PVT危险因素的分析,阐述PVT病人肝移植术前、术中和术后的处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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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肝细胞癌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指无过量饮酒史或其他因素导致,以肝实质细胞脂肪变性以及肝小叶炎症为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NAFLD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NA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及其相关的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1].NAFLD已成为21世纪全球重要的公共问题,世界范围的患病率为25％～30％,我国为15％～20％[2-3].HCC又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居民的健康.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显示,HCC排在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的第4位,且病死率居高不下[4].半数以上的HCC由HBV感染引起,其次是HCV.然而,随着乙肝疫苗的接种以及抗病毒治疗的普及,病毒相关性HCC的发病率正逐渐减少,而非病毒相关的HCC却逐年升高.其中NAFLD患病率的增加被认为是主要原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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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版AJCC肝内胆管癌TNM分期的解读与验证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发病率排名第2位的原发性肝癌(仅次于肝细胞癌),其恶性程度高,预后极差.为了更好地评估病情和指导临床,近期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颁布ICC的第8版TNM分期系统.该分期在第7版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细分、整合和修改,涉及肿瘤大小、血管侵犯、肿瘤数目以及形态学特征在预后评价中的作用.第8版TNM分期更好地反映了不同ICC病人的预后差异,具有更高的临床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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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异型增生结节的研究进展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发生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的复杂过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肝脏结节性病变存在顺序变化的特点,终导致HCC的发生[1-3].根据WHO消化系统肿瘤病理分类,HCC的癌前病变包括显微镜下所见的异型增生灶(dysplastic foci,DF)以及肉眼可见的异型增生结节(dysplastic nodule,DN).其中DF可依据肝细胞的体积、核质比、核型等特征分为大细胞变和小细胞变.DN根据不典型的程度分为低级别DN (low grade dysplastic nodules,LDN)和高级别DN (high grade dysplastic nodules,HDN)[4].在病灶从DN到早期HCC再到进展期HCC的发展进程中,DN作为癌变发生的起始关键阶段,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为加深理解这一肝脏特殊病理类型,以期协助临床决策,本文对肝DN的形态学和影像学特征以及转归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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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δT细胞在肝细胞癌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我国及全球范围发病率第5位、致死率第2位的恶性肿瘤.全球每年60万～70万人死于HCC,约55％发生在中国.HCC的发生、发展与机体免疫状态有关.机体免疫低下和肿瘤细胞逃离免疫监视,导致癌症的发生、发展.近年来,γδT细胞在HCC肿瘤免疫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研究的关注.本文旨在阐述γδT细胞在HCC中作用的研究进展.HCC的高侵袭转移能力和短期复发特性使病人预后很差[1-2].近年来,作为继外科手术治疗、放射疗法和化学药物疗法之后行之有效的肿瘤治疗模式,免疫疗法日益受到重视.肿瘤抗原特异性细胞毒性淋巴细胞(cytotoxic lymphocyte,CTL)可能提供一个治疗模式来清除HCC细胞并防止肿瘤复发[3].由于T细胞是肿瘤免疫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细胞亚群在肿瘤免疫中的作用得到深入研究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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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的争议与发展
手术切除是肝癌的佳治疗方式.但肝癌初始可切除率仅为15％～30％[1-2].临床上许多肝癌病人因肿瘤巨大,导致术后剩余肝不足,无法行一期根治切除.针对这部分病人,目前手术的主要策略是诱导剩余肝增生后再行肿瘤的二步切除治疗.近年来,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ALPPS)为该类病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ALPPS可于短期内诱导剩余肝显著增生,提高肿瘤切除率,但其手术安全性、肿瘤转归尚有争议.本文就ALPPS的进展和争议做一阐述.
| 年 | 期数 |
| 2018 | 01 02 03 04 05 |
| 2017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6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5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4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3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2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1 | 01 02 03 04 05 06 |
| 2010 | 01 02 03 04 05 06 |
| 2009 | 01 02 03 04 05 06 |
| 2008 | 01 02 03 04 05 06 |
| 2007 | 01 02 03 04 05 06 |
| 2006 | 01 02 03 04 05 06 |
| 2005 | 01 02 03 04 05 06 |
| 2004 | 01 02 03 04 05 06 |
| 2003 | 01 02 03 04 05 06 |
| 2002 | 01 02 03 04 05 06 |
| 2001 | 01 02 03 04 05 06 |
| 2000 | 01 02 03 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