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중화기관이식잡지
- 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
- 影响因子： 0.57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0254-1785
- 国内刊号： 42-1203/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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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间左半肝移植九例报告
目的 观察成人左半肝移植的临床效果,并探讨其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7年3月至2011年4月间9例成人左半肝移植的临床资料,其中5例为尸体供肝劈离式肝移植,4例为活体左半供肝移植.9例供肝的重量平均为444.6 g(325～570g),移植物重量与受者体重比平均为0.886％(0.65％～1.18％),其中7例包含肝中静脉.6例采用背驮术式,3例采用经典术式.有4例受者因术中门静脉压超过20 mm Hg(2.67 kPa),其中3例结扎了脾动脉,1例接受了脾切除术.术后所有受者均常规使用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皮质激素的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术后对受者进行长期随访,观察血管并发症和胆管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及受者肝功能恢复状况和存活情况.结果 4例活体供者切取左半肝后均未发生严重并发症,肝功能恢复良好.9例受者术后平均随访时间为15.7个月(1～51个月),移植物和受者术后1年存活率均为77.8％(7/9).术后有2例受者死亡,其余7例中1例发生肝功能恢复延迟,6例移植肝功能恢复顺利.术后发生胆管吻合口狭窄1例,小肝综合征1例,门静脉血栓形成1例,肝功能恢复延迟1例,以及腹腔感染2例.结论 在严格选择供、受者的前提下,成人左半肝移植是安全、可行的,且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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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CP在活体肝移植术前供者胆管解剖结构评估中应用价值的荟萃分析
目的 评价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在评估活体肝移植术前供者胆管解剖结构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检索Cochrane图书馆、MEDLINE、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等文摘数据库收录的中英文文献摘要,辅以Springer、OVID、Sciencedirect等全文数据库,按照Coehrane协作网推荐的诊断试验纳入标准筛选文献,采用循证医学软件包检验纳入文献的异质性,并选择相应的效应量合并模型,对纳入的研究进行加权合并,计算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诊断比值比,绘制汇总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SROC),计算曲线下面积,后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有17篇,共有34项研究,异质性检验发现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进行荟萃回归分析发现异质性来源为MRCP成像方法,按照不同的MRCP成像方法进行亚组分析,各亚组内异质性检验未发现异质性.按照固定效应模型获得厚层MRCP、三维MRCP、厚层MRCP与三维MRCP结合、增强MRCP等亚组的汇总敏感性分别为0.89、0.92、0.95和1.00,特异性分别为0.78、0.80、0.82和0.76,阳性预测值分别为4.1、4.5、5.2和4.1,阴性预测值分别为0.14、0.10、0.06和 0),诊断比值比分别为29、45、85和1228,S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3、0.92、0.96和0.99.结论 厚层MRCP和三维MRCP相结合在评估活体肝移植供者术前胆管解剖结构中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完全可以满足术前对胆管结构评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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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后远期吗替麦考酚酯相关慢性腹泻的药物转换效果观察
目的 探讨肾移植后远期发生吗替麦考酚酯(MMF)相关慢性腹泻时将MMF转换为麦考酚钠肠溶片( EC- MPS)后腹泻的改善情况及对受者机体内环境的影响.方法 26例肾移植受者术后6.2年发生MMF相关的慢性腹泻.确诊后首先将MMF减至低用量,腹泻仍未减轻,将MMF转换为EC-MPS,360 mg/d.观察转换2周时腹泻的改善状况,若症状无改善,则停用EC-MPS,改用非麦考酚酸类抗排斥反应药物；若症状明显减轻或消失,则第3周时将EC-MPS的用量提高到720 mg/d.提高剂量后再观察2周,若腹泻症状未加重,则维持此剂量,继续观察3个月；若提高剂量后腹泻加重,则重新减量至360 mg/d.药物转换期间观察腹泻症状改善状况以及转换后不同时间的血白细胞计数、血红素、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血肌酐、C-反应蛋白、血钾、血钠、血总二氧化碳(TCO2)及24 h尿蛋白定量等指标.结果 19例于转换药物后2周内腹泻停止,2例腹泻明显减轻,总有效率为80.8％(21/26)；另5例转换后腹泻仍较重,停用麦考酚酸类药物；转换药物后,受者的内环境紊乱得到明显改善,血钾、血钠及血TCO2均恢复至正常水平,尤其重要的是,转换前24 h尿蛋白定量为(0.76±0.48)g,转换第3个月为(0.46±0.53)g,明显低于转换前(P＜0.05).结论 移植后晚期发生MMF相关慢性腹泻时将MMF转换为EC-MPS,可使腹泻减轻,并由此改善机体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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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胆道狭窄的造影表现及其临床价值
目的 探讨肝移植后不同类型胆道狭窄的造影特点,并探讨其与病因的联系.方法 46例肝移植受者,术后发生黄疸,行经皮经肝胆道造影(PTC)及经皮肝穿刺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诊断；1例行肝动脉造影检查,45例行多层CT检查及肝动脉重建.回顾性分析其胆道造影表现,对胆道狭窄类型进行分类,利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不同类型胆道狭窄患者的肝内、外胆道形态学改变的异同点,并结合发病机制加以阐述.结果 PTC证实吻合口狭窄(ABS)为21例,非吻合口狭窄(NBS)为25例,其中NBS伴肝动脉栓塞(HAT)13例,不伴HAT 12例.PTC示肝门区胆管狭窄患者共26例,NBS患者(发生率92.0％)发生肝门区胆管狭窄明显多于ABS患者(发生率14.3％,P＜0.05).肝内胆管狭窄患者共31例,NBS患者(发生率100.0％)发生肝内胆管狭窄明显多于ABS患者(发生率28.6％,P＜0.05).肝内胆管扩张患者共33例,不合并HAT的NBS患者(发生率16.7％)发生肝内胆管扩张明显少于ABS患者(发生率100.0％)及合并HAT的NBS患者(发生率76.9％,P＜0.05).肝外胆管扩张患者共21例,ABS患者(发生率85.7％)发生肝外胆管扩张明显多于NBS患者(发生率12.0％,P＜0.05).肝内胆管狭窄、扩张同时出现的患者共18例,ABS患者肝内胆管扩张较多见(发生率100.0％),不合并HAT的NBS患者以肝内胆管狭窄多见(发生率100.0％),但合并HAT的NBS患者(发生率76.9％)出现肝内胆管狭窄并扩张明显多于ABS患者(28.6％)及不合并HAT的NBS患者(发生率16.7％,P＜0.05).46例经皮肝穿刺组织病理学检查表现符合胆管狭窄的诊断.结论 肝移植后ABS患者、合并及不合并HAT的NBS患者的造影表现有不同的特点,其胆管狭窄及扩张部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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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自体泌尿系统肿瘤25例临床分析
目的 总结肾移植术后并发自体泌尿系统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经验.方法 25例肾移植受者,发生肿瘤的时间平均为移植术后48.2个月(29～72个月),其中23例以间歇性血尿为首发症状,2例为体检时发现.25例中,3例为肾癌,行腹腔镜下肾癌根治术；8例为上尿路的尿路上皮肿瘤,行经腹腹腔镜下肾盂癌根治术,其中3例同时合并浅表膀胱肿瘤；14例为膀胱尿路上皮肿瘤,13例行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1例行全膀胱切除并移植肾输尿管造口.术后将吗替麦考酚酯减量至原剂量的2/3,环孢素A或他克莫司减量至2/3或1/2.4例受者将环孢素A或他克莫司转换为西罗莫司.结果 随访12～84个月.1例肾癌患者因对侧复发,合并双肺及胸壁多发转移,6个月后死亡.2例合并淋巴结转移的肾盂输尿管肿瘤患者分别于术后14和20个月,因多发转移死亡.其余22例患者存活,血清肌酐维持在98～163 μmol/L.结论 肾移植术后出现血尿的患者需注意筛查自体泌尿系统肿瘤.确诊的患者需要手术切除病变,术后调整免疫抑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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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移植术后气道狭窄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
目的 探讨肺移植术后气道狭窄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2年9月至2010年12月间100例肺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100例受者中,接受单肺移植者72例,接受序贯式双肺移植者28例,共有128个气管吻合口.2007年5月前术中支气管吻合均采用套入式,2007年6月后均采用间断吻合.术后对所有受者进行长期随访,监测受者的肺功能,并根据临床需要及时行胸部CT和纤维支气管镜等检查.结果 共有10例受者的12个气管吻合口出现狭窄,发生率为9.4％(12/128).发生时间为术后(60.1±35.6)d(15～120d),中位时间为术后59 d,均经纤维支气管镜等检查明确诊断.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保护性毛刷培养阳性8例次,其中铜绿假单胞菌阳性3例,肺炎克雷伯菌阳性2例,曲霉阳性2例,以及大肠埃希菌阳性1例.10例发生气道狭窄的受者均采用了纤维支气管镜球囊扩张治疗,有5例联合应用了高频电切治疗,4例植入金属支架,1例应用氩气刀治疗.经治疗后,7例好转,3例死亡.结论 肺移植术后气道狭窄并发症严重影响受者的存活,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是诊断的“金标准”,纤维支气管镜下球囊扩张为首选治疗,其他治疗方式还包括高频电切、氩气刀和金属支架植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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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所致的移植心脏组织病理学变化的观察
目的 研究心脏移植术后移植心中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的发生情况及其组织病理学特征.方法 2003年1月至2007年12月接受心脏移植的受者10例.术后受者移植心功能异常时,以及术后1个月、3个月、1年、2年和3年时进行移植心心内膜心肌活检(EMB),共取得17份活检组织样本,进行常规病理学和C4d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依据2004年国际心脏和肺移植学会(ISHLT)的病理学诊断体系以及移植心AMR诊断体系进行病理学诊断.C4d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以0至+++予以分级.结果 10例17次EMB中,1次样本不合格,余16次EMB中,7例次诊断为C4d阳性AMR,3例4次诊断为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2例次诊断为Quilty损伤.7例次AMR中,1例合并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余6例次均为单独发生.10例受者中,1例移植后20个月死亡,尸体解剖检查诊断为慢性排斥反应合并AMR和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ISHLT分级3级).其移植心AMR组织学特征为局灶性至广泛性心肌间毛细血管内皮C4d阳性沉积.结论 AMR是心脏移植术后主要的并发症之一,EMB及其C4d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是早期诊断AMR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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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受者术前血清sCD30水平预测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及肺部感染的研究
目的 分析肾移植受者术前可溶性CD30 (sCD30)水平与术后急性排斥反应(AR)、肺部感染以及移植肾功能丧失等临床事件的相关性,探讨利用术前sCD30水平对肾移植受者进行术前风险评估的可行性.方法 将有完整5年随访资料的586例肾移植受者纳入研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受者术前sCD30的水平,根据sCD30水平将受者分为高水平组(sCD30＞240 U/ml)、中水平组(sCD30为120～240 U/ml)、低水平组(sCD30＜120 U/ml).比较3组间AR和肺部感染的发生率以及术后5年受者和移植肾的存活率,分析术前sCD30水平与透析时间以及术后发生AR和肺部感染间的相关性.结果 肾移植受者术前sCD30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健康人群(P＜0.01).随访5年内,低水平组、中水平组和高水平组的AR发生率分别为17.4％(45/259)、29.2％(77/264)和42.9％(27/63),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20.8％,8.3％和15.9％,3组间AR和肺部感染发生率的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发生AR者的术前sCD30水平为(180.0±89.1)U/ml,明显高于未发生AR者的(135.3±72.7)U/ml( P＜0.01)；发生肺部感染者术前sCD30水平为(123.2±75.5) U/ml,显著低于未发生肺部感染者的(150.7±79.6)U/ml( P＜0.01).术前sCD30水平与AR的发生呈正相关(相关系数=0.242,P＜0.01),与肺部感染的发生呈负相关(相关系数=-0.147,P＜0.01).高水平组受者和移植肾5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79.4％和69.8％,明显低于低水平组的90.3％和87.3％及中水平组的91.3％和87.6％ (P＜0.05,P＜0.01),而后两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肾移植受者术前sCD30水平与术后AR和肺部感染的发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可以独立预测术后AR,肺部感染事件及移植肾功能丧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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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性IL-6促进IL-6基因敲除小鼠移植肝再生的研究
目的 观察外源性重组白细胞介素6(rIL-6)对白细胞介素6(IL-6)基因敲除小鼠原位肝移植后存活时间和移植肝再生过程的影响.方法 动物为C57BL/6野生型小鼠和IL-6基因敲除小鼠,分为4组进行实验:基因敲除对照组,肝移植供、受者均为IL-6基因敲除小鼠；野生型对照组,以IL-6基因敲除小鼠为供者,野生型C57BL/6小鼠为受者；基因敲除rIL-6组,供、受者均为IL-6基因敲除小鼠,肝移植前1h于受者皮下注射rIL-6,1 mg/kg;野生型rIL-6组,以IL-6基因敲除小鼠为供者,野生型C57BL/6小鼠为受者,受者应用rIL-6,用法和用量同前组.观察受鼠的存活情况.获取移植肝,进行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 供肝冷缺血时间约为50 min.基因敲除对照组受鼠平均存活2.2d,野生型对照组受鼠平均存活1.9 d,基因敲除rIL-6组受鼠平均存活＞17.6 d,野生型rIL-6组受鼠平均存活＞20.4 d.各组间存活时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基因敲除对照组和野生型对照组受鼠移植肝有片状坏死和肝细胞气球样变,有极少数溴脱氧尿核苷染色阳性的细胞存在.基因敲除rIL-6组和野生型rIL-6组受鼠的移植肝无细胞坏死等改变,有散在的肝细胞溴脱氧尿核苷染色阳性.结论 外源性的IL-6能够延长IL-6基因敲除小鼠肝移植后的存活时间,促进其移植肝细胞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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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原代培养的小鼠肾小管上皮细胞建立体外模拟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
目的 原代培养小鼠肾小管上皮细胞(TEC),建立小鼠TEC体外模拟缺血再灌注(IR)的模型.方法 切取C57BL/6J小鼠肾脏外侧髓质,用Ⅰ型胶原酶消化后进行原代培养,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进行鉴定.将贴壁生长的TEC用石蜡油覆盖模拟缺血过程,60 min后更换全培养基模拟再灌注过程.在更换培养基后不同时间点收集细胞,抽提RNA,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IL-6 mRNA的表达；在再灌注后24 h收集细胞培养上清液,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各细胞因子蛋白的表达.结果 经过原代培养的小鼠TEC呈上皮细胞特有的“铺路石”状,细胞胞浆内高表达细胞骨架蛋白18.与对照组相比,IR组TEC在更换培养基后TNF-α、IL-1β和IL-6的转录水平均明显增高.TNF-α mRNA表达量在更换培养基后0.5h达峰,约为对照组的(24.45±6.51)倍(P＜0.01),随后逐渐下降；在更换培养基后IL-1β mRNA表达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更换培养基后6h约为对照组的(15.27±4.29)倍(P＜0.05)；IL-6 mRNA表达量在更换培养基后3h达峰,约为对照组的(11.19±4.55)倍(P＜0.01).与对照组相比,IR组TEC在更换培养基后24 h,上清液中TNF-α、IL-1β和IL-6的蛋白表达均明显增高.结论 小鼠肾脏外侧髓质经分离、消化后可获得高纯度的原代培养TEC；应用石蜡油可以成功建立小鼠TEC体外模拟IR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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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卡尼汀减轻大鼠肾缺血再灌注损伤及其机制的研究
目的 研究左卡尼汀对大鼠肾缺血再灌注损伤(IRI)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 将Wistar大鼠分为3组:L组大鼠制成IRI模型,于夹闭肾动静脉前5 min及松开动脉夹后30 min,分2次经尾静脉注射左卡尼汀,各500mg/kg;I组大鼠制成IRI模型,仅注射生理盐水；C组仅分离双侧肾动、静脉,注射生理盐水.分别于再灌注后3、6和24 h处死各组大鼠.处死前经下腔静脉取血,检测血清肌酐(Cr)、尿素氮( BUN)、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丙二醛(MDA)含量.获取肾组织样本,进行病理学观察；应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肾组织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血红素加氧酶-1(HO-1)、γ-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γ-GCS)的mRNA水平；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细胞核中Nrf2含量；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肾组织中Nrf2的表达及定位.结果 再灌注后3h时,L组与I组血清Cr和BUN均高于C组(P＜0.01)；再灌注后6h时,L组血清Cr和BUN高于C组(P＜0.01),而低于I组(P＜0.01)；再灌注后24 h时,L组血清Cr和BUN仍低于I组(P＜0.05).再灌注后6和24 h时,L组与I组SOD水平低于C组(P＜0.05),MDA水平高于C组(P＜0.05).再灌注后各时间点,L组SOD水平均高于I组(P＜0.05),MDA水平均低于I组(P＜0.05).再灌注后24 h时,L组肾组织病理改变较I组轻.再灌注后6h时,I组Nrf2、HO-1、γ-GCS的mRNA相对含量均高于C组(P＜0.05),而L组各基因mRNA的相对含量高于I组(P＜0.05).L组细胞核内Nrf2的相对含量高于I组(P＜0.05).结论 左卡尼汀可减轻大鼠肾脏IRI,其机制可能与激活Nrf2-ARE通路,进而增强下游抗氧化基因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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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程序报告一例
近年来,器官移植已成为治疗终末期疾病的一种成熟手段,但是严重的器官供给短缺问题一直制约其发展.2009年,我院成立了器官移植相关的医院伦理委员会.2010年9月,我们遵循《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1]成功进行了1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现报告如下.临床资料一、捐献者资料捐献者为男性,47岁,身高174 cm,体重72 kg,体重指数为23.8 kg/m2,ABO血型为O型.因大量饮酒后呕吐而窒息,导致心跳骤停,经心肺复苏后收入重症监护病房(ICU),积极抢救后病情无好转,深昏迷,格拉斯哥昏迷评分为3分,双侧瞳孔散大,自主呼吸消失,各种反射消失,依靠机械通气维持,并出现渐进性无尿,拟诊为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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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的原位供肝劈离式肝移植二例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但供肝短缺是制约其临床开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劈离式肝移植是将完整的供肝分割成2个或2个以上的解剖功能单位,分别移植给不同的受者的手术,目前已成为解决供肝短缺问题的主要手术方式之一.我国供肝多来源于无心跳的尸体,多采用体外劈离方式.2011年12月,我院采用改良的原位供肝劈离方式行肝移植2例,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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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研究进展
大多数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发病时年龄较大,因CLL呈惰性病程,临床上通常不将高强度治疗方案作为治疗CLL的一线应用,但少数患者的CLL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较快,必要时需考虑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鉴于allo-HSCT的风险较高,故明确适应证和选择移植时机至关重要.本文就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进展作如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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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小肠移植预防排斥反应的新措施
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小肠移植已成为治疗常规手段无法治愈的小肠疾病的理想方法[1].目前,在全球领先的小肠移植中心,受者的1年和2年存活率分别可达90％和80％[2],这固然与小肠移植外科技术、适应证选择、围手术期处理、排斥反应监测、感染防治及促进移植肠功能恢复等主要技术进步有关,但小肠是一个高度免疫原性器官,移植肠的排斥反应是小肠移植成功的主要障碍,因而预防排斥反应的措施,如免疫抑制方案及理念的改进在小肠移植的整个环节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本文就小肠移植中相关免疫抑制方案的变化,以及更为重要的新治疗理念进行如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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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扩大供肝来源——第18届国际肝移植学会年会概述
第18届国际肝移植学会年会于2012年5月16—19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世界各国的肝移植领域专家与学者就器官移植领域的多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主要就扩大供肝来源这一议题作简单回顾.一、安全开展活体肝移植来自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的SUH指出,由于肝脏脂肪变性非常常见,活体肝移植时肝脏脂肪变性程度的评估非常重要.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了捐献右肝的263例供者结果显示,47例(17.9％)为肝脏脂肪变性≥5％,其中4例(1.5％)肝脏脂肪变性者≥30％中,1例严重非酒精性脂肪肝变性患者(供者)死亡.因此,遵循供者安全是活体肝移植中的高原则,应将严重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患者列为供者禁忌[1].另一项研究将供肝切取时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分为＜5％组和5～30％组[2].在移植后1年内,两组移植物体积无显著差异,提示轻度脂肪肝不是供肝切取的主要危险因素,肝脏再生能力不会受损.为了更好的匹配供肝重量/受者体重,切取右肝往往作为首选,有研究显示,残肝体积＜35％者和＞35％者的各项并发症发生情况并无显著差异,无供者死亡事件,故研究认为,右肝切除的供者的残肝体积可以＜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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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急性排斥反应的无损伤监测
急性排斥反应(AR)仍是肾移植的一个重要问题,可发生于移植后任何阶段,术后第1年内有10％～35％的受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现在普遍认为,肾移植后初的3个月对移植肾的预后至关重要,早期诊断急性排斥反应并及时治疗,可以避免慢性排斥反应或移植肾功能丧失.移植肾穿刺活组织检查仍然是排斥反应诊断的金标准,但移植肾穿刺活组织检查是有创检查,不仅受者存在顾虑,临床上也存在一定风险.另外,在急性排斥反应的临床特征出现前已发生了分子和组织的病变,因此研究早期诊断排斥反应的分子标志物,不仅可以预测临床排斥反应的发生,也能预测亚临床排斥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