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중화기관이식잡지
- 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
- 影响因子： 0.57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0254-1785
- 国内刊号： 42-1203/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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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sAg阳性供者供肝用于乙型肝炎合并超UCSF标准肝癌肝移植20例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阳性供者供肝在超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SF)标准肝癌且术前血清HBsAg均为阳性者肝移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2008年10月至2012年12月间,20例乙型肝炎合并超UCSF标准肝癌患者接受了HBsAg阳性供肝移植.回顾性分析受者术后乙型肝炎病毒(HBV)复制情况、移植物功能、肿瘤复发和生存情况等.结果 20例中,1例失随访,其他19例随访至2013年6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2个月(2～57个月).5例受者存活,4例为无肿瘤复发存活,其中3例已分别无肿瘤复发存活57、35和26个月；1例因术后发生腹腔出血和多器官功能衰竭于术后第21天死亡,其他13例均于术后不同时期死于肿瘤复发.19例术后单用恩替卡韦抗HBV治疗,1例联合使用阿德福韦酯.受者术后45 d时血清HBsAg均为阳性,HBV DNA均为阴性,肝功能酶学指标和胆红素及凝血功能均恢复至正常或在正常上限值2倍之内.随访期内受者血清HBsAg均为阳性,但未见乙型肝炎复发.移植受者1、2、3和4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48.0％、35.0％、18.7％和18.7％.结论 HBsAg阳性供者供肝可选择性地用于乙型肝炎合并超UCSF标准肝癌患者,可在一定程度上延长受者生命、改善生活质量,甚至获得长期无肿瘤复发生存；该类受者术后应给予强效抗HBV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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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受者焦虑抑郁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评价肝移植受者的焦虑、抑郁状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在移植前及移植后1、6、12、24和36个月,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42例肝移植受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移植前及移植后1、6、12、24和36个月受者焦虑评分分别为37.2±5.3、32.2±6.2、32.1±6.6、31.9±5.1、30.1±4.6和28.5±4.1,抑郁评分分别为46.7±7.1、37.9±10.7、36.7±7.9、37.1±6.4、34.3±5.8和32.1±5.6.肝移植受者术前至术后各时间段的焦虑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抑郁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术后各时间点至术后36个月间受者焦虑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抑郁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肝移植术后受者焦虑的影响因素为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抑郁的影响因素为术前抑郁评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结论 肝移植受者术后焦虑及抑郁状态较术前减轻,术后3年时受者焦虑及抑郁状态较术后0～2年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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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肝移植“杭州标准”的多中心应用研究——1163例报道
目的 探讨科学、合理的肝癌肝移植受者选择标准,验证“杭州标准”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多中心1163例肝癌肝移植病例资料,比较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几种肝癌肝移植标准的受益群体特征及预后预测能力.结果 1163例肝癌受者中,符合米兰标准、杭州标准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标准的受者分别为424例(36.4％)、645例(55.5％)和484例(41.6％).杭州标准和UCSF标准在米兰标准基础上分别拓展了52.1％和14.2％；其中,针对无肝硬化背景肝癌受者,杭州标准能大程度地拓展受益受者,拓展比例达133.3％.符合米兰标准、杭州标准及UCSF标准的3组受者预后无明显差异(P＞0.05).符合杭州标准的受者术后1、3、5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85.9％、73.6％、66.4％,显著高于不符合杭州标准受者的60.7％、26.2％、20.7％(P＜0.01)；符合杭州标准的受者术后1、3、5年无肿瘤复发存活率分别为78.8％、65.1％、60.8％,显著高于不符合杭州标准受者的37.2、20.0％、18.8％ (P＜0.01).结论 杭州标准能科学、安全地拓展肝癌肝移植受者的选择标准,并有效预测受者的肝移植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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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标准”在肝癌肝移植适应证中应用13年的回顾分析
目的 评价在肝癌肝移植适应证选择中应用“上海标准”的远期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1年至2013年施行的433例肝癌肝移植的病例资料,采用Kaplan-Meier分析统计各不同适应证选择标准受者术后5年存活率和无肿瘤复发存活率.结果 符合米兰标准组(169例)术后5年存活率和无复发肿瘤存活率分别为(72.5±4.7)％和(79.0±3.5)％,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标准组(223例)分别为(68.2±4.3)％和(75.7±3.2)％,上海标准组(255例)分别为(65.9±3.9)％和(70.6±3.5)％,匹兹堡标准组(419例)分别为(55.6±3.1)％和(61.1±2.8)％.上海标准组与米兰标准组受者5年存活率及无复发存活率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上海标准较米兰标准显著扩大了肝癌肝移植适应证范围,且长期预后良好,更符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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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肝移植适应证标准的评价——2393例临床病例总结
目的 评价现行肝癌肝移植适应证标准的应用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2个中心1999年1月至2011年12月间因原发性肝癌接受肝移植的2393例受者的资料,按米兰标准、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SF)标准、肿瘤TNM分期对病例进行划分.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计算累积存活率,Fisher精确概率检验法对3个标准的病例进行存活率的比较.分析患者术前因素及术前相关治疗对存活率的影响.结果 肝移植受者平均随访时间为23.5个月,其中符合米兰标准者占41.9％,符合UCSF标准者占67.3％,而其中超出米兰标准但符合UCSF标准者占25.4％,超出UCSF标准者占32.7％.术后全部受者1、3和5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78.5％、61.1％和57.1％.符合米兰标准者1、3和5年受者累积存活率分别为89.5％、80.2％和77.1％,符合UCSF标准者1、3和5年受者累积存活率分别为85.3％、72.6％和68.9％,而其中超出米兰标准符合UCSF标准者1、3和5年受者累积存活率分别为80.0％、62.6％和58.1％,超出UCSF标准者1、3和5年受者累积存活率分别为63.3％、33.8％和28.4％.米兰标准与UCSF标准相比较,受者累积存活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米兰标准与超出米兰标准但符合UCSF标准者的受者累积存活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术前肿瘤相关基础病因、血管侵犯情况、术前甲胎蛋白、术前抗肿瘤治疗情况(肝切除等)对受者预后存在显著影响.结论 虽然符合米兰标准者肝移植的预后显著高于超出米兰标准者,但符合UCSF标准者的5年存活率也尚可.TNM分期Ⅰ期和Ⅱ期患者能够获得较好的长期预后.肿瘤相关基础病因、血管侵犯情况、术前甲胎蛋白、术前抗肿瘤治疗情况(肝切除等)是影响受者存活率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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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腹部多器官移植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2型糖尿病四例
目的 探讨包括肝脏、胰腺和十二指肠的上腹部多器官移植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糖尿病的适应证和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4例原发性肝癌伴发2型糖尿病接受上腹部多器官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所有受者均于术后1～7 d停用胰岛素,血糖水平较术前下降,丙氨酸转氨酶及胆红素总量等在术后1周趋于正常水平；术后C肽为0.82～0.95 nmol/L,较术前明显升高；术后3个月糖化血红蛋白降至4.7％～5.8％,并保持在较低水平.除1例术后12个月时死于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外,其他受者均存活.1例发生肺部感染并发症,1例出现胰漏,均治愈,随访期间移植肝和胰腺的功能正常,未出现乙型肝炎和肿瘤的复发.结论 原发性肝癌伴有2型糖尿病患者可以接受上腹部多器官移植,受者预后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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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再灌注肺损伤对肺移植临床效果的影响
目的 分析肺移植受者缺血再灌注肺损伤的发生情况及其对肺移植临床效果的影响.方法 2005年8月至2010年12月单中心实施肺移植共28例,符合入选标准者24例.入选者按72h内是否发生缺血再灌注肺损伤分为原发性肺移植功能障碍(PGD)组和非PGD组.统计受者PGD的发生率,按照国际心肺移植协会(ISHLT)的分级标准对PGD进行分级.比较术后不同时间受者PGD分级的差异,分析PGD对术后机械通气时间、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的影响,比较两组受者术后30 d、3个月的存活率及术后1年的肺功能改善程度.结果 24例受者PGD的发生率为66.7％(16/24),其中重度(3级)PGD发生率为46.43％(13/28).肺再灌注0～24 h、24～48 h和48～72 h,受者PGD分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重度PGD多发生在肺移植后48 h内.肺移植后30 d内,PGD组重度PGD病死率为6.2％(1/16),非PGD组为0；肺移植后3个月内,PGD组病死率为25.0％(4/16),非PGD组为0；但两个时间点两组病死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PGD组机械通气时间中位数为91.1h,长于非PGD组的19.2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肺移植后1年内肺功能改善值、6 min步行试验行走距离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GD是肺移植患者早期的主要并发症,其会造成移植患者的机械通气时间延长,有可能影响肺移植的早期和远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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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后输尿管梗阻的诊断和手术处理15例
目的 探讨肾移植后输尿管梗阻的诊断和手术处理方法.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至2011年6月间肾移植后并发移植肾输尿管梗阻15例的资料,其中输尿管膀胱吻合口狭窄5例,输尿管下段狭窄4例,血凝块梗阻2例,输尿管下段穿孔炎症致输尿管水肿梗阻2例,移植肾输尿管结石1例,输尿管外血肿压迫1例.14例行开放手术恢复尿路通畅,1例行输尿管顺行球囊扩张+双J管植入术.结果 15例经彩色超声和(或)磁共振水成像诊断.受者在尿路重建及经腔镜顺行球囊扩张后梗阻症状完全缓解,肾功能恢复良好,也无相关并发症,随访1年未再发输尿管梗阻.结论 肾移植后的输尿管梗阻可通过彩色超声和(或)磁共振水成像诊断,早期诊断和及时处理非常重要；开放性手术尿路重建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顺行球囊扩张治疗输尿管梗阻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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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RNA-338-5p经靶向作用于TRAF3参与肾移植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
目的 筛选肾移植术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时有显著差异的微小RNA(miR).方法 采用微小RNA芯片法对移植肾组织进行实验,筛选显著差异微小RNA;对显著差异微小RNA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靶基因；对显著差异微小RNA进行实验验证.结果 芯片实验获得显著上调表达的miR-200c、miR-200b、miR-30c、miR-30b、miR-30e+等；显著下调表达的miR-338-5p.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肿瘤坏死因子受体作用因子3(TRAF3)为miR-338-5p的靶基因,在后续的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实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和荧光报告实验中得到证实.结论 miR-338-5p经靶向作用于TRAF3参与肾移植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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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l样受体信号通路在小鼠皮肤移植免疫反应中的作用
目的 研究树突状细胞(DC)中Toll样受体(TLR)信号通路在小鼠皮肤移植排斥反应中的作用.方法 体外诱导培养得到BALB/c小鼠骨髓源性的不成熟DC,加入TLR激动剂CpG刺激细胞成熟,实验组同时加入TLR通路关键分子MyD88的抑制剂ST2825,24 h后用流式细胞仪检测DC共刺激分子CD80和CD86的表达；用荧光染料CFSE标记的C57BL/6小鼠T淋巴细胞与BALB/c小鼠的DC在CpG刺激下行混合淋巴细胞培养,实验组同时加入ST2825,培养3d后用流式细胞仪检测T淋巴细胞的增殖情况.建立BALB/c小鼠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H-Y错配皮肤移植模型,供鼠均为雄性小鼠,受鼠均为雌性小鼠,在此基础之上分为对照组(供受鼠均为野生型BALB/c小鼠)、MyD88组(供受鼠均为MyD88基因敲除的BALB/c小鼠)、DC组(供受鼠均为MyD88基因敲除的BALB/c小鼠,移植后输注供鼠来源的DC)、实验组(供受鼠均为MyD88基因敲除的BALB/c小鼠,输注经ST2825预处理的供者来源DC).观察各组移植皮片的存活时间.结果 TLR通路抑制剂ST2825可以剂量依赖性地抑制CpG刺激引起的DC共刺激分子CD80和CD86的高表达.经CpG刺激的DC可以诱导同种反应性T淋巴细胞的大量增殖,ST2825可以呈剂量依赖性地抑制此反应.对照组移植物的存活时间为(22.8±2.8)d; MyD88组移植物均未发生排斥反应(存活时间超过100d)；DC组移植物存活时间为(9.7±2)d；实验组移植物亦未发生排斥反应(存活时间超过100d),较DC组显著延长(P＜0.05).结论 DC通过TLR信号通路在移植排斥反应中发挥关键作用,TLR信号通路抑制剂ST2825能够抑制DC的激活和生物学功能,其机理可能与ST2825抑制DC成熟,并间接抑制同种反应性T淋巴细胞的增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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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非结冰温度保存大鼠肾脏的实验研究
目的 寻找保存大鼠肾脏的适零下非结冰温度,探讨零下非结冰保存大鼠肾脏的效果.方法 使用热电偶探针和温度巡检仪探测大鼠肾脏不同部位的降温曲线,测定出肾脏的冰点.然后将在体灌注的大鼠肾脏取下,并放入盛有肾脏保存液2.5 ml的无菌管中,将其分为6组:-0.8℃组(零下非结冰组)、-0.5℃组(零下非结冰组)、0℃(零度非结冰组)、4℃组(对照组)、-1℃组(零下结冰组)、-4℃组(零下结冰组).低温保存24 h和48 h后,取保存液检测LDH和AST含量,取肾脏上极组织观察病理改变及细胞凋亡情况.结果 肾脏的冰点温度是-1℃,鼠肾的适零下非结冰保存温度为-0.8℃.零下非结冰保存较传统器官保存温度明显抑制了组织细胞的基础代谢率,减少了因膜损伤而释放的LDH和AST含量,降低了细胞凋亡率[48 h时,-0.8℃组为(40.1±7.0)％,4℃组为(47.1±7.6)％]；保存48 h后,-0.8℃组较其他组的病理改变明显减轻.结论 与0℃到4℃的常规器官保存温度相比,零下非结冰温度(-0.8℃)可明显抑制组织细胞的基础代谢率,减少细胞的势能消耗,降低低温损伤引起的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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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后先天性胆管扩张症手术治疗一例
先天性胆管扩张症(CBD)又称胆管扩张症或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可以发生在肝内和肝外胆管的任何部分,是胆管畸形中常见的一种类型.2009年5月,我院收治1例肾移植后因CBD(Ⅳ型)而行肝外胆道切除、肝左外叶切除并胆肠吻合,效果好,现报告如下.临床资料患者为女性,35岁.于2007年出现上腹部及背部疼痛,皮肤、巩膜黄染,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诊断为胆管囊状扩张.进行保肝、退黄等治疗,症状消失.2008年因"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行腹膜透析治疗,拟行肾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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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胆囊的活体左外侧叶供肝获取术中胆管造影四例
由于需要行术中胆管造影,活体肝移植供肝获取手术需切除胆囊.研究发现胆囊切除术后可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如消化不良、胆汁返流性胃炎、腹泻、免疫功能下降、心理障碍等[1].因此,我们通过一种新的术中胆管造影方式代替传统的经胆囊管胆管造影方法,施行了保留胆囊的活体左外侧叶供肝获取手术,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资料与方法自2012年4月至2012年12月,我院共为32例胆管闭锁的患儿施行了活体左外侧叶肝移植术,其中14例供者术中保留了胆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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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供肾儿童肾移植后并发尿瘘二例
肾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肾病的佳方法,并且对儿童患者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影响比透析小[1].婴儿供肾儿童肾移植是目前儿童肾移植发展的方向之一,但其围手术期治疗方案目前尚未成熟,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其中血管和输尿管并发症为常见[2].2012年2月,我院开始施行婴儿供肾儿童肾移植,有2例术后并发尿瘘,现报告如下.临床资料例1为男性,7岁,体质量为18 kg,慢性肾功能衰竭,进行腹膜透析1年,2012年2月在我院接受婴儿供肾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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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患者肝移植后的免疫抑制剂应用
随着外科技术的进展和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肝移植成为治疗肝癌的重要手段.然而,肿瘤复发仍是肝癌患者肝移植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为减少肿瘤复发,可通过严格的肝移植纳入标准(基于肿瘤数量、大小等病理特征)来选择具有佳预后可能的肿瘤患者进行肝移植.研究表明,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NI)是肝移植后肝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1].肿瘤的高发病率和其侵袭性进展与机体的免疫功能有关,受者处于强免疫抑制状态时更容易发生肿瘤复发[2].本文就肝癌患者肝移植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及免疫抑制剂对肝癌复发的影响做如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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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甲胎蛋白和脱γ羧基凝血酶原在肝癌患者肝移植适应证选择中的价值
原发性肝癌以肝细胞癌为主(＞90％).对于肝细胞癌患者采用肝移植治疗能同时去除肿瘤和硬化的肝组织,避免残余病肝组织的恶变,是较彻底有效的根治手段.胆管细胞癌和混合型肝癌较少,但恶性程度高,术后存活率低,一般不建议肝移植.目前,影响肝细胞癌患者行肝移植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供肝短缺和肝癌复发.对于供肝短缺,部分学者认为,对欲行肝移植的肝癌患者可以采用亲属活体供肝,一方面减少了与良性病肝肝功能衰竭患者的竞争供肝,另一方面也避免对资源稀少的尸体供肝的等待,从而增加了接受治疗的机会.对于肝癌复发者,即使有亲属活体供肝,出于对供者健康和受者长期预后的考虑,移植医生依然要对肝细胞癌患者做出详细的评估,并依据相关标准筛选合适的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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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后3个月血他克莫司浓度谷值预测急性排斥反应
他克莫司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NI)类免疫抑制剂,但对于肾移植后3个月预防急性排斥反应(AR)的佳血他克莫司浓度,各国及各移植中心不尽相同.术后2～3个月时,不少移植中心开始减少未发生排斥反应受者的他克莫司暴露量.根据国际指南,术后早期他克莫司减量的依据并不是十分充分,而且,术后3～6个月也是急性排斥反应常发生的时期之一.关于肾移植后3个月内受者的血他克莫司浓度谷值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的相关性,已有很多文献报道.本研究采用多变量模型对血他克莫司浓度谷值的降低与术后6个月内急性排斥反应发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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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肝短缺背景下我国肝癌患者肝移植的策略
肝癌是我国人群高发的恶性肿瘤,超过80％的肝癌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肝硬化[1].因肝硬化及肿瘤多发等原因,致使肝癌的手术切除率低于30％,且术后5年的复发率高达70％[2].肝移植极限性地切除整个癌变肝脏,同时消除了导致肿瘤复发的慢性肝炎、肝硬化等病理基础,是彻底治愈肝癌的有效途径.中国肝移植注册(CLTR)的数据显示,肝癌患者肝移植约占我国每年施行肝移植总数的50％,其中半数为超出米兰标准的中晚期肝癌病例.近年,因供肝短缺带来的供需矛盾日趋突出,研讨现阶段我国肝癌患者肝移植整体策略意义重大,而策略的主要框架应包括:建立适合国情的适应证标准,制定全程有效的肿瘤复发防控方案,扩大供肝来源途径和提高利用效率,透明、公平的分配机制等.本文仅就供肝短缺形势下肝癌患者肝移植的供肝"开源节流"策略做一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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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交换亲属活体器官移植的争辩和期许
一、交换亲属活体器官移植已在我国起步众所周知,供移植的器官严重短缺已成为器官移植发展的一个瓶颈,为拯救生命,"活体器官移植"作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问世,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为避免器官买卖犯罪,我国的活体器官移植被限制于亲属间的器官移植[1-2].为解决亲人之间配型不合问题,国外实施了两个或多个家庭之间的"活体器官交换计划",以得到佳的器官移植效果,尤其以"肾源交换计划"开展得为普遍,并得到法律和伦理的认可和支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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