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吻合技术在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消化道重建中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远端胃癌根治术中采用全腹腔镜下三角吻合术（Delta-shaped）进行消化道重建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回顾分析2013年7月至2015年7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消化外科同一手术团队对34例胃癌患者在施行远端胃癌根治术中采用全腹腔镜下三角吻合术（三角吻合组）进行消化道重建的临床资料，并与同期同一手术团队采用腹腔镜辅助下毕Ⅰ式吻合术（BillrothⅠ，毕Ⅰ式吻合组）在施行远端胃癌根治术中进行消化道重建的8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对比。结果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肿瘤分期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三角吻合组对前15例患者的手术时间明显长于毕Ⅰ式吻合组[（254．7±35．4） min比（177．8±33．0） min， t ＝11．190，P＝0．000]；但在15例之后，其手术时间明显缩短为（142．1±14．6） min，与毕Ⅰ式吻合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4．109， P＝0．001）。三角吻合组术中出血量少于毕Ⅰ式吻合组[（87．1±36．7） ml比（194．0±55．1） ml， t ＝-10．268， P＝0．000]；切口长度短于毕Ⅰ式吻合术组[（4．1±0．4） cm比（6．1±1．0） cm， t ＝-10．331， P＝0．000]。三角吻合组与毕Ⅰ式吻合组比较，术后排气时间[（2．8±0．6） d比（3．3±0．5） d， t ＝-3．755，P＝0．000]、进流食时间[（7．4±1．5） d比（8．1±1．7） d， t ＝-4．135， P＝0．000]、下地活动时间[（4．0±1．6） d比（6．8±1．4） d， t ＝-7．197， P＝0．000]和住院时间[（12．6±1．9） d比（13．6±2．0） d， t ＝-20．149， P＝0．0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三角吻合组均提前。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三角吻合组为5．9％（2／34，分别为吻合口瘘和切口感染），毕Ⅰ式吻合组为6．0％（5／83，除吻合口瘘和切口感染外，还有吻合口狭窄和倾倒综合征），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术前与术后总蛋白和白蛋白差值以及术前与术后6个月总蛋白、白蛋白值及体质量下降平均值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对于两组体质指数＞25 kg／m2的患者，三角吻合组与毕Ⅰ式吻合组比较，术中出血量[（94．1±36．7） ml比（203．0±55．1） ml， t ＝-10．268， P ＝0．000]、术后镇痛剂用量[（1．9±1．1）支比（3．3±2．0）支， t ＝-2．188， P＝0．032]、术后排气时间[（2．9±0．7） d比（3．2±0．9） d， t ＝-3．755， P＝0．009]、住院时间[（10．5±1．2） d比（11．7±1．5） d， t＝-2．026， P＝0．004]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1／14例比13．6％（3／22），χ2＝4．066， P＝0．03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优势明显。结论在施行远端胃癌根治的手术中，全腹腔镜下三角吻合术安全、可行；尤其适宜肥胖的患者。

基于数字化胃肠音监测的危重患者急性胃肠损伤分级预测模型的建立

目的：初步制定危重患者急性胃肠损伤分级数字化预测模型。方法采用双通路胃肠音监测系统对2015年4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重症医学科连续收治的60例危重患者（排除既往有慢性消化道疾病史或胃肠道手术者）的胃肠音进行采集和分析，同时采用急性胃肠损伤（AGI）分级标准进行评估，胃肠音与AGI分级之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之后将显著相关的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进行主成分分析，选取排在前3的主成分进行归一化后通过反向传播神经网络进行BP神经网络训练，构建神经网络模型，从而建立危重患者急性胃肠损伤分级的初步预测模型。结果共采集到60例患者1132次胃肠音和333次AGI分级的数据。其中胃部测得的胃肠音波数量（P ＝0．0005）、胃肠音波时间百分比（P＝0．0004）、胃肠音波大时间（P＝0．0088）、胃肠音波平均频率（P＝0．0101）及胃肠音波大频率（P＝0．0025）与AGI分级呈负相关；而肠部测得的胃肠音各指标均AGI分级无显著相关性（均P ＞0.05）。将这5个与AGI分级相关性较强的胃肠音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后，筛选出3个主成分进入BP神经网络模型，建立了包含9个隐含中间层的AGI初步神经网络模型，模型拟合度为0.98164。应用该模型预测患者的AGI分级准确率为70.83%。结论根据胃肠音指标构建的AGI分级初步预测模型，可为医护人员进行危重患者AGI分级的初步预测判断提供参考。

菌群移植治疗肠道疾病406例疗效分析

目的：探讨菌群移植治疗肠道疾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肠道微生态治疗中心于2014年5月至2016年4月期间接受菌群移植治疗的40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便秘276例，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RCDI）61例，溃疡性结肠炎44例，肠易激综合征15例，克罗恩病10例。供体采用一致非亲属健康成年供体，要求为18～50岁非孕期健康成年人，具有健康生活方式及良好饮食习惯，3个月内无服用抗生素、益生菌及其他微生态制剂史。菌群移植治疗途径包括胃镜下放置鼻肠管后接受6 d的经鼻肠管（入空肠）注射粪菌液移植治疗（319例）、连续6 d空腹接受口服粪菌胶囊治疗（46例）以及通过结肠镜一次性将600 ml处理后的粪菌液输入患者结肠至末端回肠（41例）3种方法。结果接受菌群移植治疗的406例患者临床治愈率和改善率依次为：RCDI分别为85．2％（52／61）和95．1％（58／61），便秘40．2％（111／276）和67．4％（186／276），溃疡性结肠炎34．1％（15／44）和68．2％（30／44），肠易激综合征46．7％（7／15）和73．3％（11／15），克罗恩病30．0％（3／10）和60．0％（6／10）；RCDI疗效显著优于其他疾病（P ＜0．01）。不同移植途径的临床治愈率和改善率分别为鼻肠管移植43．3％（138／319）和58．6％（187／319），结肠镜移植41．5％（17／41）和61．0％（25／41），口服胶囊37．0％（17／46）和63．0％（29／46），3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16，P＝0．829）。随访期间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鼻肠管移植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呼吸不适（27．3％，87／319）和排气增多（51．7％，165／319）；结肠镜移植以腹泻为主（36．6％，15／41）；口服胶囊则以排气增多（50．0％，23／46）和恶心（34．8％，16／46）为主；症状均于鼻肠管拔除、或治疗结束、或住院观察1～3d内消失。结论菌群移植技术治疗多种肠道疾病有效，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但具体机制应进一步探讨。

OTSC吻合夹在消化道瘘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探讨OTSC吻合夹在消化道瘘治疗中的应用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间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采用OTSC金属夹系统治疗的12例消化道瘘患者的临床资料，全组患者均在充分引流脓液，控制瘘口周围感染后，采用1枚OTSC吻合夹夹闭瘘口。结果全组患者其中男性6例，女性6例，平均年龄（50．1±12．6）岁。均成功实施OTSC治疗，技术成功率达到100％，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未发生出血及梗阻等并发症。根据引流液内无消化液、未再出现腹腔感染或者消化道造影无造影剂外溢、CT 检查无腹腔脓肿等综合评估，12例中有11例（91．7％）获临床治愈；平均随诊3月时间，未见消化道瘘复发。另1例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后胃瘘患者使用OTSC吻合夹关闭瘘口后1周复发，经手术治愈。结论 OTSC吻合夹是消化道瘘的有效治疗手段，在瘘口周围脓腔充分引流、感染控制后实施OTSC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吻合口与非吻合口处残胃癌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预后的差异研究

目的：探讨吻合口与非吻合口处残胃癌的临床病理特点及预后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1999年1月至2015年6月间在福建省肿瘤医院胃肠外科接受手术治疗（包括根治性和姑息性手术）的149例残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残胃癌定义为因胃良性病变行胃部分切除术后5年以上（87例）或因胃恶性病变行根治性胃部分切除术后10年以上（62例）的残胃原发癌。根据肿瘤的不同部位，分为吻合口组（72例）和非吻合口组（77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手术情况、淋巴结转移情况及预后。结果与非吻合口组相比，吻合口组T分期、N分期和TNM分期更晚[吻合口组T1、T2、T3和T4期患者有1例（1．4％）、2例（2．8％）、17例（23．6％）和52例（72．2％），非吻合口组分别有8例（10．4％）、10例（13．0％）、27例（35．1％）和32例（41．6％），字2＝17．665，P＝0．001；吻合口组N0、N1、N2和N3期患者分别有28例（38．9％）、10例（13．9％）、23例（31．9％）和11例（15．3％），非吻合口瘘组分别有55例（71．4％）、10例（13．0％）、7例（9．1％）和5例（6．5％），字2＝19．421， P ＝0．000；吻合口组Ⅰ、Ⅱ、Ⅲ和Ⅳ期患者分别有3例（4．2％）、10例（13．9％）、47例（65．3％）和12例（16．7％），非吻合口组分别为16例（20．8％）、40例（51．9％）、15例（19．5％）和6例（7．8％），字2＝45．294，P＝0．000]，组织分型和Borrmann分型更差[吻合口组分化良好和不良者分别为19例（26．4％）和53例（73．6％），非吻合口组分别为43例（55．8％）和34例（44．2％），字2＝13．287，P ＝0．000；吻合口组BorrmannⅠ、Ⅱ、Ⅲ和Ⅳ型者分别有3例（4．2％）、17例（23．6％）、47例（65．3％）和5例（6．9％），非吻合口组分别为18例（23．4％）、16例（20．8％）、34例（50．6％）和4例（5．2％），字2＝11．445，P＝0．010]。与非吻合口组相比，吻合口组根治切除率较低[63．9％（46／72）比89．6％（69／77），字2＝13．977，P＝0．000]，联合器官切除率较高[33．3％（24／72）比16．9％（13／77），字2＝5．394，P ＝0．020]，转移淋巴结数目更多[（4．3±4．9）枚比（1．9±3．6）枚，t＝3．478，P ＝0．000]，其中No．4、No．10和空肠系膜根部淋巴结转移率吻合口组和非吻合口组分别为15．3％（11／72）比5．2％（4／77）（字2＝4．178，P ＝0．041）、9．7％（7／72）比1．3％（1／77）（字2＝5．196，P＝0．023）和25．0％（18／72）比3．9％（3／77）（字2＝13．687，P＝0．000）。全组患者术后中位随访时间37（2～154）月，5年生存率为44．1％，其中吻合口组和非吻合口组分别为33．1％和5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按照肿瘤分化程度进行分层分析，在分化良好型中，两组5年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3．7％比56．2％，P＝0．872）；而在分化不良型中，吻合口组5年生存率明显低于非吻合口组（29．8％比53．8％，P＝0．029）。结论位于吻合口的残胃癌，分化相对较差，淋巴结转移率较高，根治切除率较低，整体预后较差。

结直肠癌根治术后5年内骨转移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结直肠癌根治术后5年内骨转移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1年1月至2010年12月间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肛肠外科收治的1749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50例（2．8％）术后出现骨转移。分别采用字2检验和Logistic多因素分析模型，对性别、年龄、肿瘤位置、术前血清癌胚抗原水平、肿瘤组织学类型、肿瘤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是否伴肺转移和伴肝转移等可能影响术后骨转移的临床病理特征，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50例出现骨转移的患者中，男29例，女21例；≥60岁者28例。肿瘤位于直肠36例，结肠14例；腺癌43例，黏液腺癌7例；42例患者的肿瘤浸润深度为T3～4期，30例有淋巴结转移，14例伴肺转移，5例伴肝转移。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位置（字2＝4．932， P＝0．026）、术前血清CA199水平（字2＝4．266， P ＝0．039）、淋巴结转移（字2＝13．054，P ＝0．000）和伴有肺转移（字2＝35．524，P ＝0．000）是影响结直肠癌根治术后5年内骨转移的相关因素。直肠癌的术后5年骨转移率为3．6％（36／991），明显高于结肠癌1．8％（14／758）；术前血清CA199水平≥37 kU／L结直肠癌者发生骨转移率为4．9％（12／245），明显高于CA199水平＜37 kU／L者的2．5％（38／1504）；有淋巴结转移和伴肺转移的患者发生术后5年骨转移率分别为4．8％（30／627）和11．6％（14／121），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1．8％（20／1122）和无肺转移2．2％（36／1628）的结直肠癌患者。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位于直肠（OR：0．508，95％CI：0．268～0．963， P＝0．038）、淋巴结转移（OR：2．291，95％CI：1．273～4．122， P＝0．006）以及伴有肺转移（OR：4．796，95％CI：2．473～9．301， P ＝0．000）是影响结直肠癌根治术后5年内发生骨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肿瘤位于直肠、有淋巴结转移以及伴有肺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5年内更容易发生骨转移。

胃癌腹膜转移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及其预测价值

目的：建立胃癌腹膜转移评估模型并评价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4月至201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通外科收治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排除18例出现非腹膜转移的远处部位转移患者后，终710例患者被纳入研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的方法分析影响胃癌腹膜转移的相关因素，将多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影响因素作为指标，通过R软件的“rms”包构建列线图（nomogram），构建胃癌腹膜转移的危险评估模型，并得到各项指标的评分。将每个患者的各项指标对应的分数相加，得到模型的总分；总分越高，对应的胃癌腹膜转移风险越高。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计算风险评估所建模型预测胃癌腹膜转移的准确性，用Delong． Delong． Clarke-Pearson检验比较AUC的差异，当ROC曲线下面积（AUC）大时，对应的风险阈值使模型具有佳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710例患者中，腹膜转移者47例（6．6％），其中男性30例（30／506，5．9％），女性17例（17／204，8．3％）；≥60岁者31例（31／429，7．2％）；肿瘤≥3 cm者38例（38／461，8．2％）。Lauren分型为肠型者2例（2／245，0．8％），混合型者8例（8／208，3．8％），弥漫型者11例（11／142，7．7％），其余不详；糖类抗原（CA）19-9≥37 kU／L者13例（13／61，21．3％）；CA125≥35 kU／L者11例（11／36，30．6％）；CA72-4≥10 kU／L者11例（11／39，28．2％）；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比（NLR）≥2．37者26例（26／231，11．3％）。多因素分析显示，Lauren分型（HR ＝8．95，95％CI：1．32～60．59， P＝0．025）、CA125（HR＝17．45，95％CI：5．54～54．89，P＝0．001）、CA72-4（HR＝20．06，95％CI：5．05～79．68，P＝0．001）、NLR（HR＝4．16，95％CI：1．17～14．75，P＝0．032）是胃癌腹膜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列线图分析建立的腹膜转移风险评估模型总分为241分，包括弥漫型或混合型（54分）、CA125≥35 kU／L （66分）、CA72-4≥10 kU／L （100分）和 NLR≥2．37（21分），其腹膜转移风险＞90％。列线图模型的AUC为0．912，高于Lauren分型、CA125、CA72-4和NLR等单个预测因素模型（Lauren分型AUC：0．678，CA125 AUC：0．720，CA72-4 AUC：0．792及NLR AUC：0．613，与列线图模型的AUC比较均P ＜0．05）。随着TNM分期进展，胃癌患者列线图总分逐渐增高，其中腹膜转移患者的总分高于其他分期患者（F ＝49．1，P ＝0．000）。取列线图模型的佳阈值140分时，其预测腹膜转移的敏感性为0．79，特异性为0．87。在列线图分值≥140分和＜140分的患者中，腹膜转移患者比例分别为58％和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9．1，P ＝0．000）。结论由Lauren分型、CA125、CA72-4和NLR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可以较好地预测胃癌患者腹膜转移风险，为胃癌术前更准确的分期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

临床路径在克罗恩病合并肠梗阻诊疗中的应用

目的：评价临床路径在克罗恩病合并肠梗阻患者诊疗中的实施效果。方法纳入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炎症性肠病治疗中心2014年3月至2015年9月间入院诊治的119例克罗恩病合并肠梗阻患者为临床路径组（按临床路径进行诊治，该临床路径是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并结合中心自身诊疗经验制订），并选取2012年9月至2014年2月间住院治疗的路径实施前入院诊治的108例克罗恩病合并肠梗阻患者为非临床路径组（由收治医师制定诊治方案），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率、肠造口率、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及非计划6月内再入院率。结果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临床路径组与非临床路径组患者手术率[73．9％（88／119）比77．8％（84／108）]、肠造口率[15．9％（14／88）比25．0％（21／84）]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23．9％（21／88）比27．4％（23／84）]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临床路径组较非临床路径组患者术后平均住院时间缩短（10．9 d比13．2 d， P ＝0．000），平均住院费用减少（78325元比85310元， P＝0．031），再住院率降低[3．4％（4／119）比11．1％（12／108）， P＝0．035]。结论遵照临床路径进行诊治能够有效降低克罗恩病合并肠梗阻的非计划再住院率，并缩短手术患者的术后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

多不饱和脂肪酸ω-3和ω-6影响胃癌新生血管的机制

目的：探讨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ω-3（二十碳五烯酸）和ω-6（花生四烯酸）及其代谢产物前列腺素（PG）E2和PGE3对胃癌新生血管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分别采用细胞增殖实验、侵袭实验和体外胃癌新生血管实验检测ω-3和ω-6对人胎儿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HUVEC）增殖、侵袭以及血管新生的影响。所有实验均设置未添加ω-3或ω-6的组别作为对照组。结果当ω-6浓度从1μmol／L增加到10μmol／L，HUVEC增殖能力增加，侵袭细胞数从（28．2±3．0）个增加到（32．8±2．1）个，高于对照组（21．2±3．2）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而当ω-3浓度从1μmol／L增加到10μmol／L，HUVEC细胞增殖能力则受到抑制，侵袭细胞数从（15．8±2．0）个下降到（11．0±2．1）个，低于对照组（22．1±3．0）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与对照组新生血管标准量（43721±4654）相比，ω-6对新生血管具有促进作用（1μmol／L组：63238±4795；10μmol／L组：78166±6123），而ω-3对新生血管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1μmol／L组：30129±3102；10μmol／L组：20012±154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当ω-6中间代谢产物PGE2的浓度从1μg／ml增加到10μg／ml，HUVEC的增殖能力和侵袭能力均显著增加（均P＜0．05）；而当ω-3中间代谢产物PGE3的浓度从1μg／ml增加到10μg／ml时，HUVEC的增殖能力和侵袭能力则均明显受抑（均P＜0．05）。用罗非昔布（rofecoxib）抑制COX-2表达后，PGE2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该抑制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在表达COX-2的培养系统中，加入ω-6能促进胃癌新生血管生成（P＜0．01），加入ω-3则明显抑制胃癌新生血管生成（P＜0．01）；而在不表达COX-2的培养系统中，加入ω-6对胃癌新生血管无明显作用，加入ω-3能抑制胃癌新生血管（P＜0．05）。结论ω-6PUFA可以通过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而促进肿瘤的新血管生成，COX-2和PGE2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而ω-3 PUFA可以通过积累中间代谢产物PGE3，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和侵袭，从而抑制肿瘤新血管生成，这可为预防和抑制胃癌的转移提供新方向。

周围神经侵犯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因素及预后的关系

目的：探讨周围神经侵犯（PNI）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因素及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2011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行根治性手术治疗的372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术后标本。病理标本经苏木精-伊红染色后，将肿瘤细胞侵犯神经鞘任意一层或肿瘤细胞沿神经生长包绕超过神经周径1／3定为PNI阳性。采用字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PNI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对PNI阳性与阴性患者的3年生存率进行比较。结果全组372例结直肠癌患者共133例（35．8％）存在PNI阳性。其中PNI阳性患者中男性63例，女性70例；年龄＞60岁者76例，≤60岁者57例；肿瘤位于回盲部6例，升结肠33例，横结肠7例，降结肠8例，乙状结肠22例，直肠57例；肿瘤直径＞4 cm者83例，≤4 cm者50例；中高分化者48例，低分化者85例；肿瘤浸润深度T1期者2例，T2期者7例，T3期者93例，T4期者31例；淋巴结转移N0期者56例，N1期者41例，N2期者36例；肿瘤分期Ⅰ期者2例，Ⅱ期者40例，Ⅲ期者75例，Ⅳ期者16例。PNI阳性与肿瘤位置（字2＝11．20，P ＝0．048）、肿瘤大小（字2＝21．80，P ＝0．000）、分化程度（字2＝60．90，P ＝0．000）、浸润深度（字2＝19．00，P＝0．000）、淋巴结转移（字2＝19．70，P＝0．000）及肿瘤分期（字2＝70．80， P＝0．000）有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与患者性别、年龄及脉管侵犯情况无关（均P＞0．05）。全组中位随访时间48（8～62）月，PNI阳性患者的3年生存率为52．6％，明显低于PNI阴性患者的78．3％（P＝0．000）。进一步对Ⅱ期和Ⅲ期结直肠癌患者进行亚组分析显示，Ⅱ期和Ⅲ期PNI阳性患者的3年生存率分别为62．3％和43．5％，均明显低于Ⅱ期和Ⅲ期PNI阴性患者的91．7％和79．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0）。结论 PNI阳性可能提示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不良。Ⅱ期和Ⅲ期结直肠癌患者PNI状态的检测对判断预后有重要意义。

空肠胃肠间质瘤术后左锁骨上淋巴结转移一例及文献复习

目的：探讨胃肠间质瘤（GIST）淋巴结转移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治疗和预后等特点，以期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方法本文报道1例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收治高危空肠间质瘤术后发生左侧锁骨上淋巴结转移患者，2000年1月至2016年8月发表的关于GIST出现淋巴结转移的报道，对检索得12篇个案报道、共17例病例进行分析。结果本院收治1例为高危险度分级小肠间质瘤患者，行小肠部分切除术后因个人经济原因患者未口服甲磺酸伊马替尼（格列卫）治疗，术后1年因“发现左侧颈部肿物”再次入院，诊断考虑为GIST颈部转移，行颈部肿物切除，术后予以口服甲磺酸伊马替尼后，随访13月未见进一步转移。文献报道GIST淋巴结转移17例病例中，11例原发灶为胃GIST，4例为小肠GIST，2例为食管GIST；仅3例为术后出现淋巴结转移复发；且淋巴结转移多发生在原发器官周围（83．4％，14／17），仅有3例出现外周淋巴结转移。结论 GIST出现淋巴结转移极为罕见，其中小肠GIST出现淋巴结转移，以及出现周围淋巴结转移更为罕见。

应用改良网塞行腹膜前间隙腹股沟疝修补术的临床疗效分析

目的：探讨应用改良网塞行腹膜前间隙腹股沟疝修补术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方法前瞻性选取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疝外科收治的220例单侧原发性成人腹股沟疝男性患者，按信封法随机分为网塞补片组和疝修补装置组，各110例。网塞补片组采用改良的北京天助畅运善释轻量型疝修补装置，疝修补装置组则采用美国强生公司的疝修补装置。比较两组围手术期及随访情况。结果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术后疼痛、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网塞补片组的住院费用明显低于疝修补装置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695．2±967．4）元比（9013．7±1043．6）元，P ＜0．01]。随访24个月，随访率为98．6％（217／220）；网塞补片组近、远期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2．8％（3／109）和3．7％（4／109），疝修补装置组分别为4．6％（5／108）和1．8％（2／108），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在随访期内均无复发、迟发感染、性功能障碍、睾丸萎缩或不育，患者整体舒适度良好。结论改良的网塞行腹膜前间隙修补术能够达到与疝修补装置相同的疗效，且价格低廉，易于向基层医院推广。

枣核致成人肠穿孔17例诊治分析

目的：总结枣核导致成人肠穿孔的临床特点及诊治经验。方法对2000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收治的17例枣核异物导致肠穿孔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研究期间因枣核导致穿孔的患者有17例，在同期引发肠穿孔的食源性异物中占比达58．6％（17／29），70．6％（12／17）患者为60岁以上老年人；十二指肠和乙状结肠穿孔各1例（5．9％），小肠穿孔15例（88．2％），其中末段回肠穿孔9例（52．9％）；腹部CT检查12例（70．6％），发现消化道异物10例（58．8％）。本组17例患者中，内镜治疗1例（5．9％），开腹手术7例（41．1％），腹腔镜手术9例（52．9％）。术后发生早期炎性肠梗阻、肺部感染、伤口感染和脑梗死各1例（5．9％），其中1例患者因术后3d突发大面积脑梗死死亡。结论枣核是消化道异物致肠穿孔的重要原因之一，好发于老年人群，容易误诊；穿孔部位以小肠为主，尤其是末段回肠，螺旋CT对枣核致肠穿孔诊断具重要价值；腹腔镜手术具有一定优势。

新生儿非肥厚性幽门梗阻畸形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新生儿非肥厚性幽门梗阻畸形的诊断、术式选择和预后。方法回顾性研究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7例新生儿非肥厚性幽门梗阻畸形，包括幽门瓣膜5例、幽门实质性闭锁和幽门重复畸形各1例；其中幽门实质性闭锁合并大疱表皮松解症（EB）1例，幽门瓣膜合并回结肠闭锁伴环状胰腺各1例。总结其临床特点，并对诊断、治疗和预后进行分析。结果7例患儿主要症状为非胆汁性呕吐。上消化道造影5例显示胃出口完全梗阻，1例见十二指肠球后部梗阻，1例幽门管呈“线样征”且超声幽门部见一低回声圆形团块。5例瓣膜闭锁患儿均行瓣膜切除加幽门成形术，其中1例合并回结肠闭锁患儿切除多发性闭锁肠管并行回结肠双腔造口，1例合并环状胰腺患儿同时行十二指肠菱形吻合；1例重复畸形患儿行畸形切除加胃十二指肠端端吻合术；1例实质性闭锁患儿予纵切横缝术。手术均顺利完成，术中出血量9（5～15） ml。1例合并回结肠闭锁者术后即自动出院；另6例于术后9～11 d痊愈出院，随访2～8年，生长发育良好，无胃肠不适。结论新生儿非肥厚性幽门梗阻畸形症状无特异性，术前病因诊断困难，影像学检查对诊断有一定帮助。合理术式有助于提高生存率和减少术后并发症，幽门重复畸形和孤立的幽门闭锁预后良好，严重的合并畸形可影响预后，幽门闭锁合并EB者也应积极手术治疗。

无腹部辅助切口腹腔镜改良经肛门结肠肛管吻合术治疗超低位直肠癌的临床疗效

目的：探讨无腹部辅助切口的腹腔镜下改良Parks术治疗超低位直肠癌的可行性、安全性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3月至2014年10月间在广东省湛江中心人民医院接受无腹部辅助切口的腹腔镜下改良Parks手术的44例超低位直肠癌（肿瘤下缘距肛缘2．5～5．0 cm）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全组4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1．4％（5／44），其中吻合口瘘2例，吻合口狭窄2例，炎性肠梗阻1例，均经保守治疗后好转。术后随访12～73（平均20）月，期间局部复发2例（4．5％），肝转移1例（2．3％）。与术前1周相比，术后1月患者的控粪能力明显下降（P ＜0．01）；至术后6月时，患者排粪控制可恢复至术前1周水平（P ＞0．05）。结论无腹部辅助切口的腹腔镜下改良Parks术治疗超低位直肠癌安全可行，符合肿瘤根治和肛门功能并重的治疗理念。

原发性小肠恶性肿瘤诊疗进展

原发性小肠肿瘤作为罕见的消化道肿瘤，因其早期症状不典型，病理类型复杂（包括腺癌、类癌、恶性淋巴瘤和恶性间质瘤等），致使其早期诊断困难，误诊率高，缺乏规范化的治疗方法和手段，终导致该类患者预后较差。而近年来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在X线、CT、MRI、血管造影、超声及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等原有常规的检查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包括电子小肠镜、胶囊内镜、多层螺旋CT小肠造影等在内的一系列检查手段，进而提升了对该疾病的诊断的准确率。在治疗方面，手术仍然是根治小肠恶性肿瘤主要的治疗方法，具体的手术方式需要根据肿瘤的位置、大小、以及与周围脏器的关系进行判定；腹腔镜小肠肿瘤切除手术仍处于初级阶段。另外，相关研究还发现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及内分泌治疗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提高特定类型的小肠肿瘤的预后。本文就原发性小肠肿瘤在病因、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多学科团队提高结直肠外科医师综合素质

结直肠癌是全身性疾病，需要多学科综合治疗。结直肠外科医师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结直肠癌患者的诊疗效果。多学科团队的诊疗模式有利于培养外科医师的循证医学能力，提升本专科素质，了解其他专科的知识，增强医患沟通能力，提高科研水平，从而全面提高结直肠外科医师综合素质。

结直肠肛门外科医师的培训和准入及认证体系的建立势在必行

我国结直肠肛门外科相较于欧美国家，专科化起步较晚，而且至今尚无一个规范化培训体系和专家准入制度。本文介绍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结直肠肛门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制度，旨在为我国结直肠肛门外科专科医师培训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笔者认为，建立我国结直肠肛门外科医师的培训、准入及认证体系已势在必行。首先，需制定全国统一的结直肠外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认定标准，由行业协（学）会据此标准认定结直肠肛门外科培训基地；其次，培训对象必须是从正规医学院校毕业且完成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者；第三，设置科学的培训课程，以结直肠外科专业的临床实践能力培训为主，培训年限可设为2～4年；第四，重视对结直肠肛门外科专科医师的考核和评估，将其作为从事结直肠外科专科工作的重要条件。

外科医师在恶性肿瘤姑息治疗中的作用

对于无法根治的肿瘤晚期患者，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外科干预，外科医师在肿瘤姑息治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仍然是肿瘤姑息治疗的主力军。但在现有的医学教育制度当中，外科医师的培训内容较少涉及肿瘤姑息治疗的内容。事实上，在肿瘤的姑息治疗中，外科医师肩负着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减轻患者疼痛、维护患者尊严及缓解晚期患者诸多症状的重任。外科医师应重视与晚期肿瘤患者的沟通，充分发挥临床多学科团队的作用，采用合理的外科干预方法。对外科医师姑息治疗的教育，还应包含医学人文的关怀，了解纯粹的外科技术以外的医学人文、伦理、尊严和宗教等的诸多社会因素对肿瘤患者康复的影响。

漫谈外科医师的法律素养--注意义务、知情同意、并发症及手术记录

所谓法律素养是指一个人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这种素养往往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目前严峻的医疗环境下，医疗纠纷不断增多，涉及外科的纠纷尤甚，被纠缠其中的不乏手术技术、业务水平高超的外科医师。因此，外科医师应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并将其上升为自觉的法律意识，形成依法行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除医疗技术水平的精益求精之外，法律素养不可或缺。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稿约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第八版结直肠癌分期更新及其“预后和预测”评价体系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八版癌症分期系统将于2018年1月1日在全球启用，其中结直肠癌分期系统重要更新在于，增加了基于组织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非解剖学”预后和预测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预后评估体系。AJCC第八版结直肠癌分期系统对获得Ⅰ～Ⅱ级证据支持的8个预后和（或）预测因素进行了推荐，包括血清CEA水平、肿瘤退缩评分、环周切缘、淋巴管血管侵犯、神经周围侵犯、微卫星不稳定、KRAS／NRAS基因突变及BRAF基因突变。在循证医学和精准医学的背景下，“解剖学”分期和“非解剖学”分类体系的联合使用，将有利于对结直肠癌进一步分期和分类诊治，有助于个体化评估结直肠癌患者预后风险并预测治疗疗效，推动结直肠癌临床实践从传统“群体化”诊治到精准“个体化”医疗的转变。

2017版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结直肠癌指南更新解读

2017版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NCCN ）结直肠癌指南更新了数点内容，其中4个方面的内容是有可能改变临床实践的：（1）早期结直肠癌根治术后建议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作为“癌症二级预防”措施。（2）可切除肝／肺转移瘤的新辅助化疗方案中删除靶向药物。这也许是由于西妥昔单抗和贝伐珠单抗在该领域的阳性研究数据的缺乏所致，但对于NCCN的这次更新，应该谨慎对待，要从技术难度和预后信息两个角度权衡治疗策略，对于预后不好的可切除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新辅助治疗中也不应该排除靶向药物。（3）RAS野生型mCRC的一线靶向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单抗仅限于左侧结肠癌患者。原发瘤部位是 mCRC 靶向治疗的疗效预测标志物， EGFR单抗在右侧mCRC中的获益很小，但在左侧mCRC， EGFR单抗的获益则显著大于单纯化疗或血管内皮生存因子受体（VEGF）靶向治疗。（4）首次推荐错配修复缺陷（dMMR）／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的mCRC在标准治疗失败后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免疫治疗。具有dMMR／MSI-H表型的mCRC，由于MMR基因突变，产生大量新抗原而成为高免疫源性肿瘤，从而对免疫治疗变得敏感。

完全腹腔镜下十二指肠溃疡旷置术2例

近年来，随着质子泵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十二指肠溃疡发病机制学说的引进及抗幽门螺杆菌药物的应用，十二指肠溃疡复发率呈现下降趋势［1］。实践证明，有效地清除幽门螺杆菌感染并联合应用抑酸药物会加速溃疡的愈合并减少其复发，使因十二指肠溃疡而接受手术治疗的病例明显减少［1］。但对非手术治疗无效的顽固性溃疡以及胃穿孔、出血、幽门梗阻等病症，仍然需要外科手术治疗。宁波市第一医院胃肠外科于2016年1月采用完全腹腔镜下十二指肠溃疡旷置术（Bancroft术）治疗了2例患者，分别为十二指肠溃疡伴出血和十二指肠溃疡伴幽门梗阻，经随访观察疗效良好。

脾脏托出式脾门淋巴结清扫在中上部胃癌根治术中的应用

脾门淋巴结属于中上部胃癌第2站淋巴结，既往对于进展期胃癌病例，为达到胃癌D2根治术的要求，术中往往联合脾脏切除以彻底清扫脾门淋巴结。随着对脾脏免疫功能的认识及外科解剖技术的进步，保留脾脏的脾门淋巴结清扫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应用［1］。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近3年共施行脾脏托出式脾门淋巴结清扫术22例，现总结报道如下。

成人补充性肠外营养中国专家共识

补充性肠外营养（supplemental parenteral nutrition，SPN）是指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EN）不足时，部分能量和蛋白质需求由肠外营养（parenteral nutrition，PN）来补充的混合营养支持治疗方式［1］。合理的SPN能满足患者对能量和蛋白质的需求，调整氮平衡状态，促进蛋白质合成，能有效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2］。但目前有关SPN的给予时机、剂量以及途径等问题，国内外研究结果尚不统一，不同国家或学会对于SPN支持治疗的推荐意见也不尽相同［3-5］。因此，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组织专家，根据目前国际上发表的临床研究结果及循证医学证据，结合专家经验，形成《成人补充性肠外营养中国专家共识》，为国内临床营养实践中SPN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供参考意见。

中国短肠综合征诊疗共识（2016年版，南京）

短肠综合征（short bowel syndrome， SBS）的治疗包括肠外／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改善症状与促进肠道适应的药物治疗、增加肠道有效吸收面积和针对SBS并发症的手术治疗、以及出现严重肠外营养支持（parenteral nutrition， PN）并发症时的小肠移植。面对个体差异巨大的SBS患者，临床医师对于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往往存在很多困惑。为了使每个SBS患者得到规范的诊断与治疗，2015年11月27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短肠综合征治疗协作组，依据国内外SBS治疗进展，由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短肠综合征治疗中心撰写中国短肠综合征诊疗共识，经中国短肠综合征治疗协作组全体成员共同审阅、讨论、修改。同时建议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增加儿童SBS诊疗相关部分，供广大临床医师决策时参考。

动脉优先入路法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的可行性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动脉优先入路法腹腔镜右半结肠癌D3根治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通过队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6年1—10月期间广东省中医院胃肠外科实施动脉优先入路法腹腔镜辅助完整系膜切除术（CME）的22例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手术核心理念是将右半结肠癌D3清扫的内侧界扩展到肠系膜上动脉（SMA）中线。具体手术方法为先沿SMA中线前方切开腹膜，裸化SMA右侧并整块清扫No．203、No．213和No．223淋巴结；然后裸化肠系膜上静脉（SMV），根部结扎、切断右半结肠血管，进入并拓展右结肠系膜后间隙，完整游离右半结肠及其系膜。将SMV中线左侧淋巴结编号为No．D3a，单独送检。结果22例患者中，男性9例，女性13例，年龄39～83（中位65）岁，体质指数18．3～37．7（中位24） kg／m2。肿瘤位于回盲部7例，升结肠15例；术前临床分期Ⅰ期3例，Ⅱ期13例，Ⅲ期6例。全组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一例中转开腹，手术时间145～240（中位180） min，术中出血量10～300（中位40） ml，1例患者因损伤回结肠动脉根部导致术中出血300 ml，应用腹腔镜下用6-0血管缝线缝合血管壁成功止血。淋巴结清扫数目13～55（中位26）枚／例，NO．D3a淋巴结清扫0～8（中位4）枚，淋巴结转移1例（1枚）。术后病理分期Ⅰ期2例，Ⅱ期7例，Ⅲ期3例，与术前临床分期符合率75．4％。术后病理分化：低分化腺癌2例，中分化腺癌17例，高分化腺癌1例，黏液腺癌2例。术后患者排气时间26～122（中位36） h，住院时间5～20（中位7） d，术后腹腔引流量为150～2800（中位750） ml，术后并发症发生率9．1％（2／22），无术后30 d内再住院患者及死亡患者。结论动脉优先入路法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符合CME原则，且安全可行。

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术后两年，肺转移一年

病例介绍
　　患者女性，50岁，主诉“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术后2年，肺转移1年”。患者2011年11月体检发现癌胚抗原检测值升高至41．98μg／L，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超声内镜示：距离肛门12～14 cm肿物，侵及浆膜层，肠周多个低回声结节，考虑转移。活组织检查示：直肠中-低分化腺癌。胸CT示：右肺可见小结节，性质待定。盆腔MRI示：腹膜反折以上可见肿物，浆膜面毛糙，肠周可见多发淋巴结转移（＞7枚）。PET-CT示：直乙交界处肿物，伴高代谢；肝S8肿物3．5 cm×3．2 cm，伴高代谢；肝左叶低密度灶边界显示不清。肝MRI示：左肝及右侧肝均可见转移灶，共2枚，大径3．5 cm。基因检测：KRAS 外显子2、外显子3及BRAF V600E均为野生型。

腹腔镜直肠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的争议--基于JAMA两项随机对照研究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腔镜技术的发展，腹腔镜在结直肠癌手术中的应用逐渐增多。其中，腹腔镜应用于结肠癌手术通过多个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确定了其价值，COST及COLOR等研究证实了腹腔CME与开腹手术在肿瘤学疗效方面无明显差异。鉴于此，美国NCCN指南将腹腔镜结肠癌手术作为手术选择之一，推荐可在有条件的中心开展。腹腔镜技术在结肠癌领域取得成功之后，全球的结直肠外科医生将目标瞄向了难度更大的直肠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希望腹腔镜技术在直肠癌领域也能取得成功。但探索的道路却充满了曲折，本文旨在回顾以往的有关直肠癌TME术的RCT研究，以期能够引起同行们的思考，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这一手术。

卷首语

二十载风雨砥砺，二十卷春花秋实。2017年，《中华胃肠外科杂志》昂首走进了第20卷。打开记忆的闸门，回望杂志栉风沐雨的历程：1998年，《中国胃肠外科杂志》创刊；2001年，成为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2003年，由季刊更改为双月刊；2005年，被美国MEDLINE数据库收录；2008年，被“中国科技期刊要目总览”（北大核心期刊）收录，同年杂志官网上线；2010年，由双月刊更改为月刊并启用远程稿件管理系统；2013年，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2014—2016连续3年获评“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20年的发展，《中华胃肠外科杂志》已从一株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我国医学期刊丛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此时，除了衷心地感谢历届编委团队对杂志的帮助与呵护、广大读者作者对杂志的支持与厚爱外，我们更多思考的是还能多做些什么、如何做得更好，以回馈社会的厚爱，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